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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 铁道部等


关于做好2007年化肥生产供应和价格稳定工作的通知




发改电[2007]10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经贸委（经委、工交办）、财政厅（财政局、财务局）、农业厅（局）、商务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工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供销合作社，各铁路局，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各直属海关：
化肥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做好化肥生产供应工作,保持化肥价格的基本稳定,对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夺取粮食丰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化肥生产供应和价格稳定的工作，近几年采取一系列措施，扶持生产发展，降低生产和运输成本，加强价格监管，对促进生产发展、保证市场供应、保持价格的基本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化肥生产持续稳定增长，供求基本平衡，价格基本稳定。但今年以来化肥价格逐月上升，受国内外多种因素影响，化肥价格继续上涨的压力依然较大。为做好2007年化肥生产供应和价格稳定工作，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切实维护农民利益，经请示国务院同意，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认真落实促进化肥生产流通的各项政策。继续对化肥生产用电和天然气实行价格优惠；继续免征尿素生产增值税；继续对化肥铁路运输实行优惠运价并免收铁路建设基金。继续对化肥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并严格控制流通企业的经营差率。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督促供电、供气、运输等企业认真落实国家对化肥生产流通的各项价格优惠政策，切实纠正擅自提高和变相提高化肥用电、用气价格和化肥运输价格的行为；切实纠正化肥生产企业用优惠电价、气价生产化肥以外产品的行为。各级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要贯彻落实促进化肥生产供应的财税扶持政策。
二、认真做好保障化肥生产供应的各项工作。各级发展改革和经贸部门要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当前化肥、农用柴油生产供应有关工作的通知》（发改运行[2007]647号）要求，积极组织协调化肥生产用煤、电、天然气等原料供应。化肥生产企业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开足马力增产化肥。各级铁路、交通部门要加强日常组织和调度工作，继续将化肥及相关原料的运输摆在优先位置，保证运输需要；对缺肥地区，要在运力上给予倾斜。各地商务部门要积极构建农资连锁经营网络，鼓励农资连锁配送经营，降低流通成本，保证农资质量。各地供销合作社要充分发挥化肥流通主渠道作用，将农资销售与技术服务结合起来，增加货源投放，提高流通效率。农业部门要继续加强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指导，扩大施用配方肥面积，引导农民增施有机肥料，提高肥料使用效率。
三、继续控制化肥出口。禁止尿素、磷酸二铵等化肥加工贸易出口。继续暂停对尿素、磷酸二铵、磷酸一铵的出口退税。继续对尿素出口征收季节性暂定关税，并严格控制其它化肥品种出口，具体措施由有关部门另行下达。
四、切实做好化肥淡季商业储备工作。化肥是全年生产、季节消费的产品，建立和完善化肥淡季储备制度对缓解淡季生产企业资金困难、保证旺季农民用肥需要具有重要意义。2007年国家淡季储备规模为800万吨。各地也要根据本地情况建立淡储制度，增加储备数量。各承储企业要严格履行承储协议，认真落实货源，保证数量真实，质量可靠。各地发展改革委要加强对承储企业的指导监督。在春耕用肥高峰，要指导企业有计划地投放市场，保证农民用肥需要。
五、加大化肥价格监督检查力度。各地要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全国农资价格和涉农收费专项检查的通知》（发改价检[2007]284号）要求，加强市场巡查与驻厂监察，严肃查处不执行国家政策规定、哄抬价格等坑农害农的价格违法行为，并选择情节恶劣的典型案例公开曝光。要发挥农村价格监督网络的作用，提高农民群众维权意识，认真受理和严肃查处农民对农资价格的举报投诉。要结合开展“价格服务进农村”活动，深入田间地头宣传国家化肥价格政策；在化肥经营企业开展争创“价格诚信”建设活动，规范经营者价格行为。
六、加强化肥市场和质量监管。农业、工商、质检部门要按照职能分工，切实加强农资市场和质量的监管，从源头抓起，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农资生产、经营秩序，严格农资产品市场准入管理，严厉打击生产、流通环节中假冒伪劣、掺杂使假等违法行为。农业部门要深入开展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加大案件查处和曝光力度，推动放心农资下乡进村，推动农资信用体系建设，不断完善农资打假和监管长效机制。工商部门要深入开展以农资打假为重点的“红盾护农”行动，认真清理农资经营主体资格，加大大案要案的查处力度；切实加强流通领域农资商品质量定向监测工作，及时把不合格的农资产品清除出市场；严厉查处发布虚假农资广告的违法行为；进一步健全完善农资市场监管责任和责任追究制。加强农资企业信用分类监管，进一步推行农资市场监管预警制，健全红盾护农监督联络员制度，积极探索农资市场监管的长效机制。质检部门要抓住农时，组织开展“农资打假下乡”活动，集中整治化肥区域性质量问题，严厉查办农资违法案件。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共同维护规范有序、公平竞争的化肥市场秩序。
七、加强舆论引导工作。各地发展改革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广泛宣传国家扶持化肥生产、促进流通的各项措施及有关价格政策，宣传化肥生产增长和价格稳定的情况，正确引导舆论和化肥生产、消费行为，努力营造良好、稳定的市场环境。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铁道部
农业部 商务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工商总局 国家质检总局 供销合作总社
二ΟΟ七年四月十二日


【案情回放】

2010年12月某天，湖南省邵东县廉桥镇白马铺村村民王秀英在其家附近发现一名重度精神发育迟滞、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妇女(真实身份不明，下称无名妇女)，遂予以收留，后想将该妇女出卖。王秀英将该想法告知邻村村民周元英（另案处理），周元英随即找到被告人刘友祝，刘友祝告知周元英，大龙村村民肖永秀（另案处理）的儿子尚未结婚，并与肖永秀约好去白马铺村看人。肖永秀看了该无名妇女后同意买下，并分别给刘友祝、周元英、王秀英3人2000元、1000元、1600元不等的好处费。因无名妇女不能做事情，肖永秀于2011年7月将无名妇女送回刘友祝家，并要刘友祝退钱。

刘友祝想再次将无名妇女介绍给他人，以便偿还肖永秀的钱。2011年7月7日，刘友祝委托周元英为该无名女子做媒。次日，周元英得知东塘村村民周安飞的小儿子尚未结婚，便带着周安飞赶到刘友祝家，周安飞看了无名妇女后同意买下，并支付刘友祝10628元。刘友祝分得10028元，周元英分得600元。周安飞家人得知此事后，怀疑该无名妇女系被拐卖，遂要求周安飞将无名妇女送回。同月18日，周安飞等人将该无名妇女送回刘友祝家，并要求刘友祝退钱，遭刘友祝拒绝，周安飞的家人随即报案。公安人员前往刘友祝家中将其抓获。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刘友祝明知无名妇女精神发育迟滞，无民事行为能力，而先后两次将无名妇女出卖，从中获取非法利益，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妇女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1万元。刘友祝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各方观点】

在办理拐卖妇女犯罪案件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区分以牟利为目的出卖妇女的行为和通常的介绍婚姻行为。如果行为人以牟利为目的出卖妇女，尽管名义上称是“介绍婚姻”，但实际上是拐卖妇女。对于那些确属介绍婚姻，且被介绍的男女双方互相了解对方基本情况的情形，即使婚姻介绍者收取的财物较多，也不应作为犯罪处理。本案中，对被告人刘友祝两次出卖精神发育迟滞妇女的行为应如何定性，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友祝以介绍婚姻的名义买卖妇女，从而非法获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妇女罪，应依法惩处。

被告人刘友祝辩称：其具有借介绍婚姻索取财物的目的，而无出卖妇女的目的，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拐卖妇女的行为，不符合拐卖妇女罪的犯罪构成，依法不应认定为拐卖妇女罪。

在一、二审法院审理过程中，也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不宜认定被告人刘友祝构成拐卖妇女罪。本案中，王秀英收留一名重度精神发育迟滞、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流浪妇女，刘友祝应王秀英的要求将该无名妇女介绍给他人做妻子，后在该无名妇女被买家送回的情况下再次将该无名妇女出卖，其主观上是为了让该妇女以后的生活更有保障，其所获得的款项也只是作为介绍婚姻的好处费，因此并不符合拐卖妇女罪的构成要件，不宜认定为拐卖妇女罪。被告人刘友祝也在上诉中提出了类似的辩解理由。

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刘友祝明知该无名妇女重度精神发育迟滞、无民事行为能力，而以“介绍婚姻”为名，以牟利为目的先后两次将无名妇女出卖，从中获取非法利益，虽然其行为形式上表现为为他人介绍婚姻，但实质上已超出所谓介绍婚姻的主观想法，而是将妇女作为商品出卖，进而牟取非法利益，符合拐卖妇女罪的构成要件，应当认定为拐卖妇女罪。

【法官评析】

以“介绍对象”为名出卖妇女并牟利的行为构成拐卖妇女罪

1．拐卖妇女犯罪与普通的介绍婚姻行为具有本质的差异，应结合拐卖妇女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予以区分。

以“介绍婚姻”为名出卖妇女并牟取非法利益的拐卖妇女犯罪，与普通的介绍婚姻并收取财物的行为，尽管在形式上具有一定的类似性，但在实质上具有本质的差异。拐卖妇女犯罪是将妇女作为商品出卖，本质上是否定被拐卖妇女的人格、将人“物化”的人口贩卖行为，侵犯了妇女人身不受买卖的权利。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主观方面上看，拐卖妇女犯罪主观上以出卖被拐卖的妇女牟取非法利益为目的。相比之下，通常的介绍婚姻行为并不具有出卖妇女的目的，而仅仅是居间联系促成男女双方结成合法婚姻，婚姻介绍者显然要考虑男女双方是否同意该桩婚姻、婚姻是否合法等因素。因此，是否具有出卖妇女的目的，是区分拐卖妇女犯罪与介绍婚姻行为最关键的因素。

第二，从客观方面上看，拐卖妇女犯罪客观上将妇女作为商品进行拐卖。为了在客观上顺利实施拐卖妇女的行为，一般需要对被拐卖妇女实施非法的人身控制，通常情况下，拐卖妇女犯罪的行为人都是通过欺骗或强制等方式事先控制被拐卖妇女的人身自由，然后将被拐卖妇女出卖给他人。相比之下，介绍婚姻行为因是促成男女双方结成合法婚姻，故不存在对妇女的人身控制问题，更不存在出卖妇女的问题。

第三，从行为主体及合意上看，拐卖妇女犯罪涉及的是犯罪行为人与非法收买人之间就买卖被拐卖妇女事宜的非法合意，被拐卖妇女完全处于被非法处置的地位，丧失了自主决定婚姻的意志自由和行为自由。相比之下，对于介绍婚姻的情形，婚姻介绍者通常需要接受男女一方或双方的委托，或取得男女双方的同意，最终是男女双方达成结成合法婚姻的合意，如果男女一方不同意就无法促成合法婚姻，因此婚姻介绍者仅仅起到居间联系的作用。

第四，从获取财物的性质上看，拐卖妇女犯罪的行为人所获得的财物是以被拐卖妇女的人身为“对价”，通常是向非法收买被拐卖妇女一方收取，在性质上属于非法牟取的利益，数额往往较大，明显超出合理的居间介绍费用。相比之下，婚姻介绍者所获得的财物是“婚介费”、“感谢费”，属于居间介绍婚姻的酬劳，该费用可由男女一方或双方承担，数额通常是合理的，在性质上属于合法收益。

最后，从对原有家庭及社会关系的影响上看，一般情况下，许多时候被拐卖妇女的亲属对被害人被拐卖的行为并不知情，拐卖妇女犯罪通常会造成被拐卖妇女与其原有家庭及社会关系的被动脱离，严重破坏了被拐卖妇女原有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相比之下，介绍婚姻行为是在男女双方知情且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婚姻介绍成功，就会促成新的家庭关系的成立，并不会破坏原有的家庭及社会关系。

2．为精神发育迟滞、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妇女“介绍对象”获取利益的行为，应认定为拐卖妇女罪。

前文探讨了拐卖妇女犯罪与普通介绍婚姻行为之间的区别，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对象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妇女，一般比较容易区分上述两类行为。但如果被拐卖的妇女是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妇女，就容易引发争议。本案中，有意见认为，被告人刘友祝只是应王秀英的要求将重度精神发育迟滞、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无名妇女介绍给他人做妻子，主观上是为了让该妇女以后的生活更有保障，其所获得的钱款也是作为介绍婚姻的好处费，因此并不符合拐卖妇女罪的构成要件。这种意见是不成立的。

首先，被告人刘友祝并非只是应王秀英的要求将该无名妇女介绍给他人做妻子，从中收取好处费。换言之，刘友祝的行为并非单纯的应他人要求介绍婚姻行为，而是积极的出卖妇女行为。刘友祝连续两次寻找买主并将无名妇女出卖，第一次是将无名妇女介绍给他人做儿媳妇，刘友祝从中索取2000元，而王秀英收留无名妇女多日，仅从中得款1600元，可见刘友祝行为积极，并非只是应王秀英的要求出卖该无名妇女。同时，在该无名妇女因无法做事情被退回后，刘友祝为了退还此前收取买家的2000元钱，又单独将该无名妇女出卖给另一买家，从中索取10028元钱。因此，从上述经过可以看出，刘友祝并非受人之托介绍婚姻，而是积极通过出卖无名妇女牟取非法利益。

其次，从该案实际情况来看，被告人刘友祝为该妇女寻找的买家并不能让该妇女以后的生活更有保障。其一，本案被害妇女经鉴定患有重度精神发育迟滞，无行为能力，无法对他人介绍婚姻的行为做出判断，缺乏自由表达意志的能力。刘友祝并非该妇女的监护人，其出卖该妇女获取利益的行为亦非使该妇女受益的行为。其二，刘友祝为该妇女寻找的对象均系生活无法自理者，他们自身并不具备完全的行为能力，更无法照顾该妇女的生活，由此可以推断，刘友祝出卖该妇女的行为并非是为了保障该妇女的生活。其三，刘友祝的行为在客观上并未使该妇女的生活更有保障，由于该妇女重度精神发育迟滞，没有民事行为能力，无法承担一个正常妻子可以承担的责任，因此买家的家庭并未对该妇女表示容忍，而是将其退回，因此，刘友祝单方面以介绍婚姻的形式将该妇女出卖的行为，非但未能更好地保障该妇女的生活，反而严重侵犯了该妇女的人身权利。如果刘友祝主观上是为了该妇女以后的生活更有保障，其应当通过公安机关寻找该流落外地的妇女的亲属，使其恢复原有的家庭社会关系，从而切实保障其正常的生活。

最后，被告人刘友祝具有出卖妇女非法牟利的目的并且通过出卖妇女的行为实际获利。刘友祝先后两次将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妇女出卖，索取大额非法利益，其所获得的钱款是出卖该妇女的非法所得，并非介绍婚姻的好处费。那种认为刘友祝所获得的款项只是作为介绍婚姻的好处费的观点是不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