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辩护律师的核心价值和基本信念/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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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的健康权及其保障

（卫生部卫生法制与监督司 苏志）



公共卫生的基本任务是保护公众健康。计划经济时代，政府主要以直接向社会提供卫生服务的方式履行保护公众健康的职责。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保护公众健康首先应当依法建立公平、公正、有序的市场公共卫生秩序，保护公民的健康权益不受侵害。公共卫生立法宗旨就是要用法律手段调整人们在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各种公共卫生法律关系，建立并维护社会正常的公共卫生秩序，通过保护公民健康权益达到保护公众健康的目的。



一、健康与健康权

（一）健康

什么是“健康”？当今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宪章导言所下的健康定义：“健康是指人的躯体、精神、社会适应能力的良好状态”。首先，它强调健康是由三个“维度”组成，包括躯体、心理和社会适应三方面，躯体层面的健康是健康的最基本层次。人是具有高级神经活动（思维、心理活动）的生命体，这种高级神经活动的内化表现为人的心理活动；高级神经活动的外化，则表现为与所处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形成个人与社会的张力，并由此产生环境对个人身、心的影响。第二，该定义强调健康是一种状态，是躯体、精神和社会适应能力的良好状态。这种状态一方面是客观存在，可以用客观的指标对健康状况进行测量；另一方面在价值层面，健康是一种信仰、一种理念，提倡人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第三，健康状态是动态的。可以通过个人和集体努力、社会的适当干预，使个人或者人群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提升，达到更高的健康水平。

健康是伴随一个人生命全过程的最重要的资本。有健康才有生命，才有个人的一切！因此，尊重人首先应当尊重人的健康，剥夺健康就是剥夺人的生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健康权是人的基本人身权利。

（二）健康权

健康权（即健康权利）作为一项基本人身权利，受到国际法和各国法律的普遍保护。我国民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生命健康权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健康权是生命健康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侵害生命健康权的侵权行为通常也分为三种情形：侵害生命权，即致人死亡；侵害身体权，即伤害身体完整性；侵害健康权，即损害健康，致人患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定义，“侵害健康”应当涵盖侵害躯体健康和侵害精神健康。因侵权导致被侵害人精神损害或者更为严重的情形——导致其发生精神疾病，应当属于侵害健康权的行为。

法律上的“权利”是指由法律所赋予的受到法律的支持与保障的一种力量，即所谓“法律上之力” ［1］。这种力量具有支配标的物和支配他人的能力，并与“特定利益”要素相结合。健康是人生存的基本条件，良好的健康可以给个人带来谋生和体面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劳动能力和个人发展潜力。公民享有健康带来的上述各种好处就是公民健康权的特定利益要素。因此，健康权是特定公民依法享有健康利益的法律上之力。

健康权是公民享有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是与生俱得的权利，是公民最基本的利益。因此，健康权受到刑法、民法、行政法等各类法律规范的严密保护。法律支持、保障公民的健康权就必须课以相对人以相当的拘束，即相对人的任何行为和活动不得侵害他人的健康。这种法律上的拘束就是相对人的义务，就是健康权的“法律上之力”所在。

随着我国民主与法制的进步和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精神健康权越来越受到关注。近年来，越来越多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案件提了出来，以致于成为一个时期的社会热点。由于我国民法通则关于精神健康权没有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问题首先成为民事司法中的一个难题。针对这种情况，200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2］。是否可以认为，这标志着国家对公民精神健康权的确认？但是，关于侵权精神损害问题是非常复杂的。这既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医学问题。侵权行为是否造成被侵害人实质性精神损害、损害的程度、损害对被侵权人身心健康带来的后果、以及如何赔偿精神损害等，都需要法学界与医学界的进一步沟通。



二、健康权与公共卫生

健康权与公共卫生的关系，实际上是公民个人健康权与公众健康权益的关系问题。从公民个人角度来说，个人首先应当对自己的健康负责，珍惜健康。如果自己不珍惜健康将自食其果，别人很难对你损害自己健康的行为负责。然而，如果你的行为或者活动对他人的健康利益构成侵害，甚至造成健康损害后果，就构成了对他人健康的侵权。吸烟有害健康，可导致多种严重疾病，这早已被医学科学所证实。吸烟者个人不愿意放弃吸烟，别人只能给予忠告，不能强制其戒烟。但是，如果在公共场所吸烟，烟对公众健康可能造成危害，这时的个人吸烟行为就转化成为公共卫生问题。为了保护公众健康（公众的健康利益），特别是保护儿童、老人、孕妇等脆弱人群和特殊人群的健康，一些国家和我国越来越多的城市通过立法，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民以食为天”，家家户户每天都在加工制作食品供自己和家人食用，这本是老百姓自己的事。但是，如果某人准备从事食品生产经营，向公众提供食品，就必须受到《食品卫生法》的约束。因此，食品生产经营对一般人来说是禁止性义务，只有那些依法经过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审查，符合食品生产经营条件并取得卫生许可的人才能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传染病防治也是这样，为了控制传染病蔓延，《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对某些感染严重传染病的病人必须实行隔离治疗、限制自由活动或者禁止其从事可能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的工作。虽然传染病患者本身是受害者，本人并没有过错，但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健康利益，法律不得不作出上述对传染病人的禁止性义务规定。如果病人拒不隔离治疗或者故意传播疾病造成他人感染，便构成了对他人健康权的严重侵害，应当承担《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行政法律责任；根据违法性质和危害后果严重性，违法人还可能被追究其他法律责任（民事法律责任、刑事法律责任等）。近年来有不少媒体报道，有的企业特别是一些私营和个体小企业，为了个人谋取经济上的利益不雇工人的健康，造成严重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危害。这显然是一种十分恶劣的侵害劳动者健康权益的行为。根据我国《劳动法》和《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企业主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更可悲的是，在有的案例中，不但工人患上了职业病，老板自己也得了职业病。然而，不能因为老板自己也是受害者而免除其应当承担的侵害劳动者健康权益的法律责任。

正是因为人们在从事各种经济和社会活动过程中其行为可能对他人、对公众健康带来影响而造成公共卫生问题，才给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适当干预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留下了合理空间。什么是“公共卫生”？通俗地讲，就是“公众的卫生”或者“公众的健康”。公共卫生将公众，确切地说将一定时间、空间的特定社会人群作为一个整体，观察公众健康状况的变化及其与周围环境（自然的和社会的）的相互关系，采取各种政策的和技术的措施，通过法治和规劝（教育）等干预手段，预防、控制和消除不利于健康的因素和健康危害隐患，达到保护和增进公众健康的目的。由于公众健康是公众的共同利益，具体到每一个公民来说又是公民个人的健康权，所以保护公众健康就成为各国政府、社会和每一个公民的义务。即使是在WTO贸易规则中，也允许各国政府为了本国国民的健康利益，制定比其他国家和国际标准更为严格的技术法规，壁垒其他国家达不到本国卫生标准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说明了政府在公共卫生管理领域角色的重要性。



三、健康权与经济发展

当然，由于各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政府提供的公共卫生保护水平有差异。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首先面临的是生存和发展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能够提供的公共卫生保护水平要受到本国国情和经济能力的制约。而且，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经济的需要，必须突出本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在得到了国民共识的一定期间内，可能不得不牺牲部分其他方面的利益包括健康利益，而求得尽快发展。因此，不能脱离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孤立地谈公民健康权益保护问题。

关于这一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不同观点。有些发达国家认为，当前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要求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得到普遍实施。WTO规则只规范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是不够的，应当增加有关社会条款。它们主张，所有的贸易竞争者应遵守相同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方面的最低国际标准，尤其是在劳工保护和环境保护方面。如建议制定国际职业健康和安全管理标准，避免成员国为了降低产品成本，无视劳工保护，采用低工资、雇佣童工、以及让工人在缺乏健康和安全保障的工作环境中劳动来获取更大的经济和贸易利益。如果缔约国不遵守国际最低标准，将被认为是“社会倾销”，可能受到包括中止贸易特权、施加配额等惩罚。这些意见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站在公平、正义立场上提出来的，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发展中国家如果要达到发达国家提出的社会条款要求，就将失去本国经济上的比较优势。因此，发展中国家普遍反对在WTO中建立任何形式的社会条款，认为“社会条款”是发达国家企图抵消发展中国家劳动成本较低竞争优势的阴谋，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由于发展程度不同、生活水平不同，劳动成本当然也会不同。通过自由贸易实现资源的比较优势，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进而可以增进人类的幸福［3］。这正是WTO等全球与区域性经济贸易组织的宗旨。只有通过发展，才能提高劳动工作环境条件，逐渐实现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提出的各种权利。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又是社会主义国家，2001年2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加入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是我国为促进和保护人权所采取的重要步骤，是我国政府向世界各国作出的庄严承诺。同年12月我国又被接纳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成员。对于国际上这方面动态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并根据我国的国情采取相应政策和对策。为了适应我国入世的需要，中国政府有计划地进行了法规清理工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10月中国政府制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这是一部保护劳动者健康，预防、控制职业病的法律。法律进一步明确了劳动者的职业卫生保护权利和用人单位保护劳动者健康的义务。职业病防治法的颁布实施无疑是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我国政府对劳动者健康的保护水平。但是，考虑到我国国情和经济承受能力，职业病防治法提出首先控制粉尘、放射性和其他有毒有害因素导致的严重职业病危害。而对于职业活动中可能产生的与职业有关的其他疾病，暂时不能纳入职业病防治法的强制管理。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政府将通过调整职业病名单，扩大职业病防治法的调整范围。这正符合《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要通过经济增长来创造条件而逐渐实现的要求。



四、健康权的法律保护

浅析社区矫正在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丁友军


社区矫正工作是将五种罪刑较轻、社会危害性不在的罪犯放在社区，融合政府和社会资源对其进行教育改造的一种行刑制度。做好这项工作，有利于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要求，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有利于化解对抗情绪，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有利于合理配置行刑资源，降低行刑成本。2005年，我们江苏省在全省全面推开社区矫正工作，通过一年的时间实践来看，总的效果是好的，得到社会、家庭的普遍认可，为构建和谐江苏创造有利的社会稳定条件。但我们在工作调研中，也发现社区矫正工作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制约该项制度应有的效果和作用发挥，没有全面体现党和政府的政策关怀。以下是笔者调研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及对今后的工作对策提出自己的浅显之见。
存在问题
问题一、没有统一法律，配套法规不完善。
我国《刑法》规定，依据人民法院判决的内容不同，刑罚分别由公安机关、监狱、人民法院执行。社区矫正工作从理论看应是刑罚的一种，但《刑法》目前没有正式法律予以明文规定。现在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主要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两高两部通知），通知中对开展该项工作的内容、程序规定过于笼统，各部门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不明确，托管、送达和回执的方式、有关矫正档案资料没有详细说明，这些问题让基层单位在实践中不便于操作，造成有关单位之间工作互相扯皮、跨省市犯罪或流动人口犯罪的矫正对象脱管、矫正程序不统一的现象发生。从而使社区矫正工作效果打折扣。
问题二、各部门之间工作配合、衔接不密切。
社区矫正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根据两高两部的通知精神，司法行政机关是具体组织实施部门，法院、检察院、公安、民政、监狱等部门分工负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但实践中由于牵涉的部门较多，权利义务不明确，且没有固定的统一办公场所，各部门为了局部利益，对做好这项工作缺乏热情和主动性，反而使工作复杂化，最后司法行政部门也只能因陋就简。
问题三、经费保障不到位，基层工作人员积极性不强。
社区矫正涉及多方面的工作，需要一定的经费予以保障，两高两部的通知中没有规定。江苏省社区矫正领导小组下发的《江苏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实施意见》中，规定财政部门的职责时，只提出将社区矫正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但并没有说明每个社区矫正对象的经费保障款项、使用条件、使用时间、申请及使用的主体和程序，现在基层司法所工作人员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有的工作人员要为矫正工作中交通费、通信费埋单，导致他们对这项工作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
问题四、司法行政机关没有矫正强制权，不利于维护法律权威与尊严。
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严肃的刑罚执行活动。但根据两高两部的通知及江苏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实施意见》的规定，司法行政机关是具体组织实施单位，公安机关是社区矫正的执法单位。据我们统计，矫正对象一般都没有正式的工作，他们对司法行政机关的考核奖惩报着无所谓的态度，有的矫正对象的以经济、生活等种种理由不参加有关矫正活动，有的迁居或离开居住区域根本不向司法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报告，由于司法行政机关没有强制权力，社区矫正工作者面对这些现象也无计可施，使社区矫正工作形同虚设，严重影响刑罚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问题五、基层司法所力量还比较薄弱。
根据两高两部的通知，街道、乡镇司法所要具体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2004年，江苏省才逐步调整司法所的体制、落实编制。按省司法厅《关于在全省开展规范化司法所创建活动的意见》，司法所由三名以上人员组成，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具有相关的法律专业知识。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实际情况与《意见》要求仍有一定的距离，集体性质的干部和事业人员仍占一定的比例，一兼多职、安排非本职工作的现象仍然存在。我们建邺区从2005年5月开始全面接管社区矫正对象，每个街道司法所都接管10人以上，工作人员少，专业知识缺乏也制约着社区矫正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发挥。
基本对策
对策一、建议全国人大修改《刑法》、加快立法步骤。
全国人大应适应社区矫正这个新事物，及时修改和补充《刑法》，增强社区矫正有关内容。应根据这两年的社区矫正的试点经验，并借鉴国外的成功做法，尽快地出台一部全国统一的《社区矫正法》，对社区矫正的机构设置、矫正的内容、矫正的程序、各部门的权力与义务等作出明确而详细的规定，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
对策二、建议成立统一的社区矫正工作管理机构。
加快司法体制改革步伐，由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的成立统一领导的社区矫正管理机构，这个机构由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等诸部门指定人员参加，设立固定办公地点，由上述部门合署办公，便于社区矫正工作的衔接与协调。
对策三、建议制定切实可行的财政保障措施。
国家财政部应制定《社区矫正工作经费使用管理管理》，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情况，确定各地方每个社区矫正对象所需费用，再由地方财政列入当年的政府财政预算，由市、区（县）级司法局根据社区矫正工作进展情况，及时拨付给基层司法所，完善审计检查制度，确保专款专用，解决司法所因经费紧张而无法开展工作的难题。
对策四、建议全国人大对司法行政机关立法授权。
司法行政部门是行政机关，工作遵循的原则之一是法无明文规定不得为。为避免法律空白而出现工作漏洞，为维护社区矫正工作的严肃性，全国人大在制定的《社区矫正法》中，应赋予基层司法所工作人员必要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在矫正对象无故不参加矫正活动、脱管或违法对抗时，可以行使必要的强制管理手段，以维护法律的尊严与权威。
对策五、加强司法所规范化建设。
严格按照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在全省开展规范化司法所创建活动的意见》要求，加大基层司法所的建设力度。一是进一步落实体制编制调整的有关规定。司法所行政和业务归口管理，增加编制，及时补充缺编人员，充实基层，明确司法所的工作职责。二是制定和公开社区矫正工作的流程，加强监督与制约，增加社区矫正工作的透明度。三是加大对基层司法干警的培训教育力度。着力提高政治信念、专业素质、服务水平，努力建设一支整体素质高、综合实力强，既能解决复杂矛盾又廉洁奉公的社区矫正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