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揽合同中定作人解约权问题探析/姚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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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防卫的自我解读

陶苏鹏


内容提要：自1997年新刑法实施以来，关于正当防卫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在本文中，我将结合目前学术理论界的各主要观点对正当防卫的构成及各项要素阐述几点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以及对现行正当防卫制度的建议。
关键词： 正当防卫 不法侵害 消极防卫 积极防卫

关于正当防卫，我国在1997年3月14日由全国人大修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新刑法）第二十条明确规定为：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在近几年的司法理论及实践当中，对其成立的各种条件及防卫过当和无限防卫权等问题发生的争论较多，在本文中我将着重阐述几点自己对正当防卫的不同理解及认识，如有不当之处，涵请各位老师给予指正。
1979年刑法（以下简称旧刑法）是在进入历史新时期后，在人心思法、人心思治的历史背景下出台的，应该说，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它还是一部值得称赞的刑法1，但它的指导思想及目标使它具有了轻刑化、英雄化、经济化等特点，具体体现在正当防卫这一立法上的，就是对犯罪分子反击的保守，对正当防卫要求过于苛刻，它造成的最直接后果就是打击犯罪不力，公民的自我保护缺乏保障，甚至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竟然出现过犯罪行为在众目睽睽之下无人敢管的不正常现象。所幸的是，我们的立法者也及时地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终于在其历经18年后对正当防卫进行了重大修改，重新让人民拿起了反击利剑！
毋庸讳言，新刑法在惩罚犯罪、保护公民合法权利、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要求下对正当防卫的重新界定，扩大了正当防卫的适用范围，放宽了防卫限度，对于鼓励公民与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近几年的司法理论及实践中又形成了新的分歧和疑问：
1、正当防卫的保护对象。也就是为了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关于这点好像没什么可争议的，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忽视了一点，就是所谓的“其他权利”。那么这个“其他权利”指的是什么或者说还包括了哪些人身权，财产权所不能涉及的呢？众所周知，法律所确立的权利主要就是人身权，财产权和政治民主权。那么为什么在这里就唯独没有将政治民主权利给予明确规定呢？纵观刑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也没有发现将其排除于正当防卫之外的一点痕迹。笔者认为这并不是立法者的疏忽，而是基于更深一层的考虑，比如现行的基层民主选举制度还很不完善，在实际运作当中，侵权行为主要是同政府的公务行为相联系的，而且大多是以程序性违法来体现的，并没有对公民造成实质性危害，反过来说，即使发生了选民破坏选举的冲突，也应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如果确实有个别不法分子出于某种原因趁机煽动群众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交由公安、司法机关追究其相应责任，而不能以刑法意义上的正当防卫来对抗，否则就有可能造成更为严重的政治后果。但另一方面又没有对其明确加以否认，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其中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不法侵害行为允许政府采取紧急措施的一种默认。所以我的理解是：对政治民主权利中存在的不法侵害能不能行使正当防卫权取决于基层的民主法制化进程，这就有待于我们的法律工作
者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逐步
加以完善了。
2、正当防卫的时间性。即对不法侵害在什么时候、什么阶段可以实行正当防卫。无论是新旧刑法，都采用了“正在进行”这一表述方式。但就是对它存有不同理解，从而导致了在司法实践中的执行偏差。目前被大多学者所普遍 认同的观点是犯罪行为已经开始或者说正在进行、继续当中。 但我认为，如果不对各类犯罪的构成、特点进一步加以区分，势必会对正当防卫造成新的局限。我们知道犯罪行为有预备、实施、既未遂等阶段，而我们所忽略的正是犯罪行为最脆弱的犯罪预备阶段。在刑法中，犯罪预备是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所以我认为对于犯罪预备阶段中的不法 侵害或不法分子也可以行使正当防卫权。通常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预备犯进行刑事处罚是十分罕见的，即使处罚，也是那些重罪的预备行为2。因此如果能将犯罪预备阶段也纳入正当防卫的范围，那无疑会在加强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方面有不可估量的的积极作用。我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案例，大致是在一个极偶然的情况下，张某获知李某正在组织策划一起抢劫行动，并准备召集其他同伙，张某认为如果先报警可能会耽搁时间，便趁李某不备将其制服，为了有利于警方抓捕，便迫使李某改变了集合的时间、地点，然后报警将其一网打尽。在此我想说的是，我们该如何为张某的行为定性呢？是见义勇为？还是学雷锋？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在法律上给其一个名正言顺的名字，那就是“正当防卫”呢？！我们不能将正当防卫理解为只有在不法侵害就要给我们造成危害结果时才可行使，或者说只有将不法侵害人打倒或击毙才是正当防卫，我的理解是只要是为了制止不法侵害或消除可能发生危害结果的某种威胁的行为就是正当防卫（相关问题后述）。所以我认为适当扩大正当防卫的行使时间段能更有效地打击不法分子，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用职权。
3、防卫起因，即不法侵害。对此大多学者都已普遍认为不法侵害还应包括一般违法行为3，这对保护公民的各项权利不受侵犯、鼓励公民同不法行为作斗争具有积极意义。但还有一种更为积极的观点认为只要对法律所保护的各项合法权益的攻击或会产生一种使合法权益感受到危害的状态的都可以认定为不法侵害，即“危险说”4。本人比较赞同后一种观点，因为首先从文字的表述方面看，“不法侵害”是指不合乎法律规定的侵害行为，意思是说只要是不合法的具有侵犯性并且可能造成危害的行为就属不法侵害。它不仅包括一般违法行为，还包括因没有明确法律依据且具有侵害性的行为。而在司法实践中法律的空档，往往就是这些所谓的连治安案件都构不上，却使当事人饱受折磨又无可奈何的不法行为,因为没有法律依据而使司法机关无法介入，从而使不法分子有恃无恐，认为我又没犯法你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在此情况下，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将其也纳入正当防卫的范畴，赋予公民更多更灵活的权利保护方式呢？其次再从新刑法对正当防卫的立法意图上看，其本意还是鼓励公民同各种不法行为作斗争，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的，所以我的理解是对不法行为无论是紧急的还是一般的，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拿起法律武器对其说“不”！而不是只能等到其将要发生危害或不可收拾时才被迫求助或报警！
4、防卫行为。就是通常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或者说方式、手段等。新旧刑法都没有明确规定或限制公民在行使正当防卫权时所要采取的防卫行为的方式。这是因为在当时情况下该怎样去制止不法侵害行为，应该由防卫人自己去选择，只要是对制止不法侵害有利的、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措施都可以作为防卫手段来使用。由于目前还有相当多的观点认为只有在紧急状态下才可行使正当防卫权，所以相应地防卫手段也仅限于以暴制暴。我认为这都是旧刑法采取的“消极防卫”所造成的后果，它很明显的先天性缺陷就是行使正当防卫权的被动、运用防卫手段的保守，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严重压制了公民同不法分子对抗的勇气，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正当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新皇帝”一族茁壮成长，即将成为二十一世纪接班人的时候，他们恰好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享受着父母的溺爱、品尝着改革开放的成果，却经历着一段正义被扭曲的历史。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以前当我出远门的时候，那句时常挂在长辈们嘴边的叮咛：“出门在外不要多管闲事！”。为什么呢？是怕“闲事”吗？不是！是怕我们自己在打击违法行为、维护正义的同时，缺乏必要的、有效的自我保护措施。有先驱者站出来过、有英勇者搏斗过，可结果呢？他们最怕的不是伤在歹徒的刀棍下，而是倒在旁观者的眼中！有些人为什么会成为旁观者？是他们怕歹徒吗？不是！他们是在怕自己，怕自己在不经意间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不但成不了英雄反而身陷囹囵，这就是“消极防卫”结出的恶果。所幸的是我们的立法者也已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已逐步将我们普通公民从“雷锋”的光芒中解放了出来。我相信再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完全摒弃那种“打架就不是好孩子”的看法了。
现在很多学者还都坚持防卫行为要同不法侵害行为的程度相当或者可适当超过其一点的观点。我以为这个观点的本意是好的，但其实很不现实，这还是旧刑法的“消极防卫”的传统观念在起作用。有个众所周知的常识就是一个事物如果要压制或消灭另一个事物就必然要具有更高甚至于超高的能力。与此相同，如果不具体分析，一味片面性地强调正当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行为的相当性，对打击不法行为是极其不利的。当然，基于相同的考虑，为了防止防卫权的滥用，新刑法也相应地作了有关防卫过当的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 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具体地说就是以下几种情形不用负刑事责任：1、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也没有造成重大损害 的。2、虽然防卫行为明显超过了必要限度，但并没有造成重大损害。3、虽然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但也造 成了重大损害。我的理解就是：1、“必要限度”指的是能够制止不法侵害发生或继续所必需的能力或范围。“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正是对公民采取“升级防卫”行为的一种默认甚至确认，因为它赋予公民在对不法侵害行为行使防卫权时可以采取更为强有力的措施的权力，这对调动公民对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当然这是有条件的。2、没有造成重大损害是指防卫人在采取防卫行为时没有因为防卫方式的重大“升级”而给侵害人的人身及财产造成不必要的重大的损害。这就是说即使行为过分但对侵害人没有造成损害或虽有损害但不明显重大的，或虽有重大损害，但确属必需的，都可不负刑事责任。这样的话，防卫人的可选择性就大多了！
5、防卫客体，即正当防卫行为所指向的对象。目前较一致的观点都倾向于“不法侵害人”。顾名思义，不法侵害人即实施不法侵害行为的人。但我认为正当防卫的对象应该采用“不法侵害行为”这一概念更为贴切，我不否认正当防卫的直接目标就是实施不法侵害行为的不法分子本人，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了同时对其财产上也会造成损失，而且存在着虽然还没产生了一定威胁的情形。至于“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这一表述只是对“制止不法侵害”的结果所作的一种强调，而不能理解成“不法侵害人”就是正当防卫的客体，真正的客体还是“不法侵害”这一行为。
对“正在实施不法侵害的人”我的理解是包括共犯：1、直接共犯。主要是指那些直接对受害人实施不法侵害行为的人。这点已被普遍认同，无需赘述。2、间接共犯。这主要是指那些虽不直接实施侵害行为，但对不法侵害行为的实施具有不可忽视的推进作用的人，在一定条件下对这类不法分子实行正当防卫会起到意想不到的积极效果。比如预备犯、教唆犯等。在现实生活中，也不乏出现过普通公民对可疑不法分子的监视、跟踪甚至扭送公安机关的案例。对此类现象我们不能总是站在道德的立场上给予表扬一下或者说发个见义勇为奖什么的，我们就为什么不能在法律上给其一个明确的定性，就叫“正当防卫”呢？如前所述，我们的正当防卫制度应该定位于“积极防卫”，无论在防卫时间上、防卫手段上还是防卫对象上给予充分的主动性，使公民随时都有保护权益、打击犯罪的权利，这样才能真正使不法分子成为过街老鼠，无遁形之处！
有人认为正当防卫的对象不能包括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我认为欠妥，因为这些弱势群体虽因其自身原因，在多数情况下并不具有对其行为负责的能力，但绝不能因此而认为对其所实施的具有危害性的侵害行为就不能进行正当防卫。我们不能只看到正当防卫对不法侵害人本身会造成某种损害，而且还要清楚地认识到正当防卫对公民合法权利的必要保护性，如果我们从保护合法权利的角度去对待这些弱势群体，那么我想并不会产生什么不利后果。否则就是对公民合法权利的践踏，也给了不法分子规避法律制裁的借口。
还有的人指出单位是否在被防卫之列的问题5，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在司法实践中由单位组织实施的侵害行为一般是受害人所防卫不了的，但并不是说就要放弃维护自身合法权利。在有关司法解释中不是就出现过如果犯罪嫌疑人逃脱，事后查明确属错案的，就不以脱逃罪论处的先例吗？！所以我认为不妨就此建立一套“事后确认”制度，如果单位的行为被认定为非法，那么防卫人的防卫行为即可成立；相反就要追究行为人的相关法律责任了。
在司法实践中还有另一个问题无法回避，就是对防卫过当能否进行正当防卫。我认为还是可以的，必竟我们的正当防卫的目的就是保护合法权利，打击不法侵害的，我们不能说因为我们打击的是不法行为而不作任何限制了，否则就违背了正当防卫的本意，势必会走向犯罪 的另一端。

6、无限防卫权。即“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这一规定的立法意图是好的，就是想要强化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但令人遗憾的是出现了所势必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会使正当防卫成为私刑的借口6。但我认为在当时的立法背景下，立法者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为了充分调动公民同不法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打击犯罪，保护公民的各项合法权利不受侵害。至于无限防卫权的问题，立法者预先不是没有料到，而是想急于扭转当时严峻的社会治安状况，鼓励公民拿起法律武器所作的应急措施。随着社会形势的逐步发展，立法机关必然会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加以完善，等到时机成熟后再对其进行正式的修正。
在理论上有学者为了不使无限防卫权被滥用，主张其仅适用于上述五种法律明确规定的严重暴力犯罪场合7。其初衷是可以理解 的，孰不知能严重危及公民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何止五种、十种？！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这五种场合具有典型性，否则还不如去掉后面的“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这一扩展用语，还免得争论。所以还不如就此理解为只要发生了暴力性的不法侵害，防卫人有理由相信人身安全已经遭受到了严重威胁的时候，就可以行使无限防卫权。
我们知道无限防卫权只是对防卫过当的一种特殊性规定，它并不能像一般正当防卫那样具有普遍适用性。这里就存在一个疑问：是不是无限防卫权仅限于保护人身权利，而对其他权利的侵害无论有多么的严重都不能行使呢？我认为这也是值得商榷的。比如发生了严重的危害公共安全或重要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公民是以自己的人身权利受到威胁为由而行使无限防卫权呢？还是只能以一般的正当防卫进行保护？我想在目前情况下还是选择前者比较妥当。
在此我还想就与正当防卫有关的问题给予阐述。有人主张在行使正当防卫权时应遵循“效益原则”，以为如果明知防卫行为不能达到防卫效果的话，仍然行使防卫行为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正当防卫”，而且还会增加对不法侵害人的额外损害8。对此本人不敢赞同，因为在很多情况下，防卫人是明显处于劣势的，谁都不能保证防卫人的防卫行为就一定能达到有效的防卫效果，如果说就因为不法分子的侵害行为是防卫人所不能抵抗的，就不能对其实施正当防卫的话，那么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不可想象的，而且更不能因为会给不法分子造成损害为由剥夺受害人的防卫权，否则会更加使不法分子有恃无恐！我认为法律首先保护的应该是正常的社会秩序，只有社会稳定了、人们安心了，经济建设才能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如果是以牺牲社会秩序为代价来换取经济效益的增长的话，这无疑是历史的倒退。所以我认为这种观点实不可取。
前几天在福建电视台就播出了一个涉及正当防卫的案件，大致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位身有残疾的女出租车司机在晚上出车时不幸遇到了一个劫匪，这个女司机最后三撞劫匪，致使劫匪重伤入院，当地的派出所却要这位女司机负担劫匪的医药费。为此，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起针对女司机的行为是否恰当及是否应承担劫匪的医药费而展开了一次大讨论。有的人认为女司机的行为很勇敢，是与犯罪分子作斗争的楷模，是应该得到鼓励的；有的人说虽然女司机是在与犯罪分子作斗争、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但是三撞劫匪显然是过分了点，我们不能鼓励用犯罪的办法来对付犯罪分子，否则就该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等等。这显然是一起涉及行使无限防卫权的典型案件。这次大讨论主要涉及了两个问题：1、女司机的防卫行为是否过当。2、对劫匪造成的损害女司机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对此我认为：1、依据现行刑法对正当防卫的有关规定，对正在进行的包括抢劫在内的严重危害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行使正当防卫，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但又有人指出这不能说明可以不负民事责任啊。关于这点我认为正是刑法如此规定，才在性质上给予了其合法地位的认定，既然合法，当然也就不存在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了！2、从道义上讲，女司机的防卫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存在着过当之处，但正如前文所述，立法者的意图正是为了鼓励公民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就是为了保护公民在各类刑事案件中的合法权利、就是为了严厉打击当前猖獗的不法分子，基于这样的考虑，女司机的行为并无不当之处。当然，为了避免走向另一个极端，如前所述，立法者必然会在适当时机给予修正，因此女司机的行为应当鼓励而不是压制。3、反过来说，在当时的情形下，女司机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采取的或者说要她先想好采取什么样的防卫手段才是合适的？是见机行事，一走了之？还是力擒劫匪，维护正义？我认为，如果选择前者，大家也不会有什么异义，因为她必竟保护了自己。但这样势必会使犯罪分子逃脱法律的制裁，对社会也会多一份威胁，这也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我想说的是，既然我们能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还能将犯罪分子擒拿伏法，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去擒呢？那怎么擒呢？女司机还属于身患残疾的弱势群体，在劫匪持刀的情况下，她还有其它更有利的选择吗？当然，无限防卫权只是一种法律赋予公民对合法权利的保护方式的最高限度，并不是说只要存在严重危害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都要行使，这必然会造成滥用。所以我认为提高公民的法制意识也颇为重要（超出本文主题，故在此不加细述），这有助于我们公民在同犯罪分子作斗争时能够采取更为适当的防卫方式，这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
7、正当防卫的前提。我认为只需具备以下两点就可以行使正当防卫权：1、侵害性，即只要对公民的合法权利可能造成损害的，并不一定要求已经形成。2、非法性，这就有别于所谓的“违法性”，即只要侵害人的行为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作为支持，就可以对其行使正当防卫权。
综上所述，我所认同的是“积极防卫”制度，它相对于旧刑法规定的正当防卫而言具有范围更广、防卫方式更灵活、防卫更主动、自我保护更完善等特点。它对刑法起到了一种补充作用。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新刑法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放宽了对正当防卫的严格要求，可以说是向“积极防卫”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但我认为，要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积极防卫”制度，现行法律还有很多要加以完善之处。在此，我对现行的正当防卫制度有以下几点建议，供大家参考：
1、 将“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进一步明确 为“正在进行的会对合法权利产生不利影响的不法行为”。
2、 增设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正当防卫的特别规定。
3、 增设对防卫过当能否进行再防卫的规定。
4、 将第三款表述为“对正在进行的会严重危及公民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5、
诚然，要使正当防卫真正成为被广大公民普遍使用的维权武器，充分对不法分子形成威
慑力、把不法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还需要各部门法的密切配合及全社会的广泛支持，不
要让广大公民只能凭借正当防卫去单刀赴会，只有使不法分子感到畏惧的法律才是真正
彻底地保护了正义的尚方宝剑，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对不法行为说“不”吧！

注释：
1、 高铭喧《中。。。的孕育各诞生》 法律出，1982，6
2、 陈兴良《97刑法丛书。刑法疏义》中公大出。1997，102
3、 高铭喧《刑法修改建议文案》1997
4、 王作富、阮方民《中国法学》199805，《关于新刑法中特别防卫权的规定研究》
5、 朱永德《对正当防卫中不法侵害的界定》
6、 同2，38
张某等与中山市古镇凌立陶瓷灯饰厂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

唐青林


一、案件来源
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中中法民三初字第108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6）粤高法民三终字第92号民事判决书。

二、案件要旨
权利人在发现自己的商业秘密被侵犯时，除了通过自行取证获得商业秘密被侵权的证据外，还可委托律师取证，邀请公证机关对证据进行公证保全，通过行政机关或公安机关取证以及申请法院进行诉前证据保全，或在诉讼过程中申请由法院调取和保全证据等手段，更好的取得侵权证据，从而在诉讼中更好的维护自己的利益。

三、基本案情
被告张某于2002年9月至2003年9月、2004年8月至2005年8月在原告凌立厂外贸部任业务员，被告佘某于2002年6月至2005年7月中旬在凌立厂工程部担任主管。2004年8月24日及7月5日，张某、佘某分别与凌立厂签订了《保密协议》，约定：工作期限内，张某、佘某必须保守凌立厂商业秘密；商业秘密的范围为凌立厂灯饰开发资料、技术图纸，凌立厂客户资料、销售网络，及其他属凌立厂独有的技术或信息；涉密行为在职期间未经凌立厂同意私自复制、转让、携带上述资料，从事兼职、使用凌立厂商业秘密，解除合同半年内，提供凌立厂机密给其他厂家等；以及张某、佘某如泄露凌立厂商业秘密，须赔偿凌立厂一切经济损失。
2004年，凌立厂从中山市博网科技有限公司购买安装了厦门诚创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网络警（AnyView）监控软件。中山市博网科技有限公司证明该软件可以监控、控制和记录局域互联网上信息，可以实时记录局域网内计算机所有收发的邮件。凌立厂通过该软件对员工的工作电脑实施实时监控。后凌立厂在被告张某的私人邮箱内发现如下资料：一是客户名单一份，记录的客户资料编号为1—220，但有内容的只有166个，包含客户的名称和邮箱；二是电子邮件数封，均为署名是Lena及Golf与包括Bartholdsson Ola, Sarin等人的通信，内容包括联系业务、通知汇款账号等。
凌立厂认为张某、佘某在其公司任职期间及离职后泄露、使用了其客户资料。后即以张某、佘某未经许可使用了其客户资料，并与其部分客户建立了商业联系侵犯其商业秘密为由，向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另查，泰国客户Sarin是凌立厂的老客户，凌立厂与其至少于2005年2月19日之前已建立商务联系。英国客户Gaurav也是凌立厂的老客户，凌立厂与其至少于2005年6月5日之前已建立商务联系。张某在凌立厂工作期间，是与Sarin、Gaurav联系的业务员。并且，张某于2005年8月29日曾向凌立厂的投资人出具了《保证函》，内容为“……我对私自联系客户Andre一事道歉。……对于上次转移客户资料一事，我也深感悔疚，说声道歉。但后经您提醒，我已将资料从邮箱中彻底删除……”。

四、法院审理
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确认张某、佘某未经凌立厂许可复制了凌立厂的客户资料，并通过该客户资料提供的信息，以Lena作为英文名，佘某以Golf为英文名，二人共同与凌立厂的包括Sarin、Ola在内的四名客户以电子邮件方式建立了商务联系，共同侵害凌立厂的商业秘密。最后判决：一、张某、佘某立即停止与凌立厂的客户Sarin、Ola之间的交易，在凌立厂与其客户Sarin、Gaurav、Ola、Andre的商业秘密存续期间，张某、佘某不得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该经营信息，并赔偿凌立厂经济损失20万元及合理费用11470元。
判决后，张某、佘某不服，共同向广东省高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理由为：原判认定事实不清，张某、佘某没有实施侵害凌立厂商业秘密的行为，不构成侵权；原审判决对损失的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以及原判决适用证据不当，凌立厂提交的“通过网络警（AnyView）监控软件取得的监控记录”即“电子邮件”（打印件或复印件），在判决书已确认其为从张某、佘某的“私人邮箱”中取得的情况下，该证据既没有相关部门的真实性鉴定或公证部门的公证，也非法院在证据保全的情况下取得，更没有对收发电子邮件的双方服务器进行实际查证，并且还是在凌立厂未告知二上诉人的情况下，以侵犯上诉人受宪法保护的“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权”、“隐私权”及“知情权”的非法手段所获得的“非法证据”，因此，依法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予以认定。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消原判，驳回凌立厂的诉讼请求。
在二审审理期间，张某、佘某就凌立厂侵犯其“通信秘密权、隐私权”向司法机关提出告诉，并向法院提出司法鉴定的申请，请求对凌立厂提交的“以网络警监控软件监控所取得的电子邮件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
针对张某、佘某的上诉，广东省高院认为:
一、关于凌立厂所主张的客户名单是否构成商业秘密的问题。《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定的商业秘密，须具备秘密性、价值性（实用性）及经权利人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三个构成要件。Sarin、Ola等四个客户，是凌立厂通过调查研究，并与之建立了长期的交易关系，从而将其从166个客户中区别出来的被特定化的客户名单，该名单能够为凌立厂带来经济利益，因此具有秘密性、价值性。同时，凌立厂与员工签订《保密协议》，并安装使用网络警监控软件监控员工的工作电脑等，可知其已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因此，凌立厂的Sarin、Ola等四个客户名单，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关于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法院予以确认。
二、张某、佘某的行为是否侵犯了凌立厂商业秘密的问题。张某、佘某上诉认为凌立厂以非法手段获得其私人电子邮箱，依法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但本案的事实证明：凌立厂是在其所有的工作电脑上而不是在张某、佘某的私人电脑上安装网络警（AnyView）并进行监控的，张某、佘某对该事实也予以确认。因工作电脑属于凌立厂的财产，只能用于处理公司的事务，凌立厂有权对其工作电脑进行必要的监控，凌立厂通过监控并实时记录张某、佘某的电子邮件，该行为并没有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因此，张某、佘某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
张某未经凌立厂许可复制了凌立厂的客户资料，并通过该客户资料提供的信息，以Lena作为英文名，佘某则以Golf为英文名，二人共同与凌立厂的客户Sarin、Ola以电子邮件方式建立了商务联系，共同侵害凌立厂的商业秘密。故凌立厂要求张某、佘某停止侵权行为的主张成立，应予支持。
三、关于侵权赔偿数额的问题。由于凌立厂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因张某、佘某侵权所遭受的经济损失或者张某、佘某因侵权而获利的数额，因此，原审法院采用酌定赔偿方式确定张某、佘某的赔偿数额，并无不当，应予支持。
综上所述，广东省高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并最终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五、律师点评
本案中，张某、佘某在上诉中提出凌立厂提交的由通过监控软件所取得的“电子邮件”既无相关部门的真实性鉴定或公证部门的公证，也非法院在证据保全的情况下取得，更没有对收发电子邮件的双方服务器进行实际查证，故不能作为证据在本案中使用，但法院最终还是驳回了其该上诉理由。那么，商业秘密权利人可以通过哪些方法来收集商业秘密被侵权的证据呢？
（一）企业自行或委托律师取证。企业自身当然最为了解其自有的商业秘密的有关情况，但由于商业秘密案件对证据的要求较高，对于取证的范围和方式等企业可能无法较好的把握，故企业可选择聘请律师等专业人士来帮助完成取证工作。商业秘密领域的专业律师有着丰富的办案经验，由其来对企业在维权过程中的取证、诉讼等进行指导是个不错的选择。
（二）邀请公证机关进行公证保全。所谓的公证取证，是指权利人邀请公证处的公证人员到现场取得证明侵权人实施发行、销售侵权物品证据的取证形式。由于公证机关具有较高的公信力，故其所保全、收集的证据，法律一般推定为真实。故权利人在起诉前，可选择以公证取证的方式更好地收集证据。
（三）通过行政机关或公安机关取证。当权利人认为其商业秘密被侵犯，并掌握有初步的证据时，可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查处侵权行为。在应权利人请求并由权利人出具自愿对强制措施后果承担责任的书面保证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采取扣留被控侵权人的载有相关商业秘密的图纸、软件及其他有关资料，责令被控侵权人停止销售使用权利人商业秘密生产的产品等措施；而当权利人认为商业秘密侵权较为严重，造成的损失达50万元以上或可能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构成犯罪时，可向公安机关报案，当公安机关受理后，由其进行专门的侦查取证。
（四）申请法院进行诉前证据保全，或在诉讼过程中申请由法院调取和保全证据。权利人发现侵权行为，且情况紧急不立即采取措施，证据可能灭失或以后难以取得时，可通过向法院提供担保后，申请诉前证据保全；在进行商业秘密的侵权诉讼过程中，权利人对于自己无法取得的证据，也可申请由法院调查取证，从而更好的收集商业秘密被侵权的证据。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