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基金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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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监管场所非正常死亡事件时有发生，这些呆在看守所的都是未决犯，在其最后的罪名尚未确立，而出现意外伤害或者死亡，他们的人权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这与我国的法治文明进程是相违背的，同时也反映出监管机关和检察机关存在监管不力与监管不到位、执法人员的执法问题等等。目前我国将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写入宪法，标志着我国人权保护事业的发展，是我国法治文明程度的又一大进步。被监管人虽然是具有一定特殊身份的公民，其个人尊严和权利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保护被监管人员的合法权益，也是我国人权保护事业的组成部分。但是就目前我国监管场所的管理与我国相关法律规定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笔者就看守所被监管人的人权保障检察监督做一粗浅探讨。
　　一、看守所被监管人的人权保障现状
　　当前，看守所被监管人的人权保障总的情况是好的，但是，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
（一）对被监管人的人权保障意识淡薄。监管执法人员和检察人员执法理念不适应形势发展、保障人权意识严重缺失。看守所往往只偏重告知被监管人羁押期间必须遵守的监规，而忽视告知被监管人羁押期间所享有的合法权益，甚至不愿告知其享有的合法权益。对于被监管人提出的合法要求，不重视，以致被监管人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和有效保护。一个人被司法机关采取拘留、逮捕等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之后，他人权的自我防卫能力是下降了，无意识的放弃自己所拥有的权力，是被监管人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现象，同时这个时候他的人权容易被忽视。
（二）隐形、变相超期羁押。实践中，被监管人的羁押时限很大程度依附于办案期限，羁押期限的延长完全服务于案件侦破、公诉甚至审判工作的需要。对被监管人羁押的目的除了必要的保证诉讼需要外，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侦查、公诉和审判工作的需要而羁押。同时，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侦查、起诉、审判每一个环节，办案人员均有权申报延长被监管人的羁押期限，大部分案件在并不完全符合法律规定情形的情况下，被延长或者退查，由此，产生一些隐形、变相超期羁押，造成对被监管人人权的侵害。
　　（三）管教方式简单粗暴。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看守所警察的素质不符合体制发展的需要，实践中，看守所为了树立权威，便于管教，往往对一些被监管人之间吵架、不尊重管教干部等行为，采取加戴械具的方式进行处理，以罚代教。同时关押条件普遍比较简陋，致使被监管人员的人身健康存在一定的隐患。
(四)被监管人的律师帮助权得不到有效保护。在司法实践中，有的侦查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将妨碍其侦查取证，于是为告知犯罪嫌疑人此项权利，即使是告知，律师参与侦查活动的范围仍受到各种不成文的惯例限制，尤其是律师会见权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一定束缚，会见次数、时间和谈话内容受到限制，或者以会见的批准不合规范，借故拖延安排会见的时间，或者以案情涉及国家机密等为由不予安排律师会见被监管人；或者以安全重大复杂为由，不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安排。
二、被监管人人权得不到保障的原因
在法治文明不断进步的今天，被监管人人权没有得到充分保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一是法律和体制方面存在缺陷。一是检察监督缺乏法律权威。立法上规定检察机关有监督的职责，却没有规定监督的程序、权限和有效手段，导致实践中检察监督仅限于口头纠正、协调，提出检察建议，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等方法，没有强制性，纠正力度不足。缺乏有效的司法审查程序。强制措施的采取、实施强制措施完全是基于侦查、公诉的需要，考虑被监管人的权利相应较少； 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拘留延长期限过长，拘留期限的延长不经司法审查，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出现随意判定现象；羁押与审讯不分离。看守所作为公安机关的职能部门，使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侵犯被监管人权益的行为难以被及时发现与有效纠正。
二是财政保障不到位制约着被监管人的人权保障。因为经费紧张，看守所医疗、卫生条件差，被羁押人的健康得不到有效保证。看守所的警力常出现不足，硬件建设落后，监管设施老化，干警素质得不到提高，执法能力有一定的缺陷与漏洞，给牢头狱霸的滋生提供了机会。看守所警力不足，比如，有的看守所还没有安装24小时监控录像设施，监管民警无法及时掌握在押人员的活动。
三是律师的法律地位得不到保障。虽然现在法律上保障了律师的会见权，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侦查机关会对律师造成一种任务的障碍。律师对被监管人人权的保障监督仍不全面，比如被监管人被采取讯问、检查等强制侦查手段时，律师则没有在场权，比如粗暴野蛮执法、非法取证、刑讯逼供等则不能及时发现，对被监管人的保障存在缺失。
四是检察监督不及时。检察机关对监管活动的监督基本上属于事后监督，不能及时发现侵犯人权的问题，不能及时保护被监管人的合法权益。由于驻所检察人员的监督角色不明朗，被监管人不敢、不愿向驻所检察人员反映自己的人权被侵犯。
三、保障被监管人员人权的对策
监所检察在人权保障工作中，应注重人性化、科学化、制度化，采取多种措施，切实保障被监管人的人权。
(一) 严把审查逮捕关。在审查逮捕时，要注重审查羁押的必要性，对于没有必要逮捕的，一定依照法律规定，不能批准逮捕和进行羁押。法律规定，羁押一个人必须是有条件的，是有严格限制的，因为拘留和逮捕主要为了保障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防止出现逃跑、自杀、串供、毁灭证据等等，甚至是报复证人等等。检察机关要注意审查是不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是不是能够判处有期徒刑以上，是不是采取其他的办法，比如监视居住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这种情况才羁押，否则不羁押，要减少羁押。
(二) 严惩牢头狱霸和看守所警察的违法活动。对其他犯罪嫌疑人、被关押人进行欺辱、虐待，甚至造成人身伤害的牢头狱霸必须要依法严厉打击，发现“牢头狱霸”苗头和迹象，要采取果断措施予以制止，坚持露头就打，绝不姑息，并予以严厉的法律追究，对监室的牢头狱霸，被监管人都有权提出控告。
(三)严办看守所干警渎职行为。要建立健全监管民警执法责任制和派驻检察人员检察监督责任制。对于监管执法或者检察监督工作不负责任，发生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甚至者徇私舞弊导致被监管人的人身伤害或者死亡的，要依法依纪追究监管民警和派驻检察人员的责任。对这些人员，被监管人都有权提出控告，以保障被羁押人的控告申诉权的实现。
(四)严防侦查过程中的刑讯逼供。首先应该加大对刑讯逼供的查处力度，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查处刑讯逼供者。其次增强讯问程序的透明度，规范侦查权，规范讯问规则，强化检察机关对讯问程序的监督。再者扩大律师的辩护权，应当赋予律师侦查阶段询问时的在场权，可以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的合法性进行强有力的监督，防止侦查过程中的黑箱操作，从程序上制约非法言词证据取得的可能性，是防止粗暴野蛮执法、刑讯逼供发生的有效制约手段。
(五)严控看守所管理。要采取多种措施加强看守所的管理，看守所及其监管民警要更新观念，严格执法，规范管理，严格落实定时巡视监室、24小时监控等制度，严禁使用在押人员管理在押人员。要按照规定标准配备警力，改善监管设施和装备建设，安装全方位、无死角的监控录像设备。定期和不定期相结合严格检查看守所管理存在的漏洞。

作者：景县人民检察院 杨素珍

法官如此断案当构成徇私枉法罪

王 政 律师

法律实践中，不少司法人员对枉法裁判构罪往往存在一种错误认识。不少人简单地认为：只有在刑事案件中，从事侦查、检察、审判职责才可构成本罪。对普通民事或行政案件，审判或执法人员即使因徇私或徇情枉法存在错判也不会构成犯罪。如此认识不仅不符合我国刑法条文的具体规定，而且带着这种理念或想法用于指导司法实践也是非常有害的。本文通过滨州市一劣质化肥坑农案，来说明在民事案件审判中追究枉法者刑事法律责任的必要性。
一、民事枉法裁判问题的引出
司法实践中，民事枉法裁判案件而言，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只不过有些案件枉法比较明显，有些案件稍微含糊一些罢了。怎样才算明显枉法裁判案件呢？试举一例说明：
2006年2月18日，山东省滨州市阳信县劳店乡后周村一农民周某在当地购买了同乡村民王玉河销售的山东鲁北（化工）企业集团总公司（山东省无棣县一知名企业）生产的不合格鲁北磷酸二铵用于其承包棉田的施肥，结果造成棉田的大量减产，共造成经济损失十余万元。就损失赔偿之事，周某在同生产厂家和经销者协商解决无望的情况下，便向当地法院对有关责任人提起了产品质量侵权之诉，要求王玉河和山东鲁北（化工）企业集团总公司承担因产品质量不合格而造成的损害责任。
经过几番周折，阳信县人民法院受理了周某提交的案件，并组成了崔明奎、张连东、董玉峰等人为成员合议庭审理此案。结果此合议庭没发出过一次开庭通知，便在收案两个多月后作出了一份对此案无诉讼管辖权的裁定，即阳信县人民法院（2007）阳民初字第207号民事裁定。法官作出该裁定的主要理由是：被告王玉河系阳信县劳店乡毛寨王牌村农民，不以经营化肥等农资产品为业，且无营业执照，无门头场所。原告周某使用化肥是经王玉河在无棣县华龙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购买，无棣县华龙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销售产品的地点在无棣县。产品制造商鲁北企业集团总公司住址为无棣县埕口镇，本案的产品制造地、产品销售地及被告驻所地均在无棣县境内，该案应由无棣县人民法院管辖。
周某不服此裁定，遂就该裁定向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非常的重视，组成了以姚奎英为审判长、崔珂平和张训东为审判员的合议庭审理该裁定上诉案。但是该案件审理的最终结果是：驳回周某的上诉请求，维持阳信县法院一审裁定。
二、上述案件构成枉法裁判理由分析
（一）事实理由：1、本案属于因产品（鲁北化工生产磷酸二铵）质量不合格而引起的产品质量侵权之诉。2、本案被告人之一——王玉河（不合格化肥的直接销售人）的经常居住地和户籍所在地是阳信。3、本案王玉河赚取产品差价是事实，其不以经营化肥等农资产品为业、无营业执照、无门头场所不影响其从事销售行为成立。也就是说，非法销售同样是销售，法律要求责任人除了承担相应的刑事或行政责任外，并不免除其应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4、本案不合格产品是直接被王玉河卖到阳信县内的，阳信县属于不合格产品当然的销售地。4、因使用不合格化肥所导致的损害后果发生在阳信，阳信属于产品质量侵权行为地。5、尽管不合格化肥的生产厂家在无棣，如按合同纠纷，无棣县法院对此案有管辖权，但是按侵权纠纷，阳信县法院对此案也是有管辖权的，本案受害人有选择诉讼案由和管辖地的权利。
（二）法律依据：1、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9条规定：“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提起的诉讼，产品制造地、产品销售地、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2、最高院相关司法解释（包括《民诉意见》第33条规定内容）：“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先立案的人民法院不得将案件移送给另一个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通过以上事实和法律分析，我们应得出非常清晰和明确的结论：即本案受害人周某向阳信县人民法院对有关责任人以侵权案由提起诉讼后，有关审判人员认为阳信县人民法院对此案没有管辖权是错误的，将该案移送无棣县法院管辖更是错误的。
如果假定本案审判人员的裁定是正确的，其推理是符合法律逻辑的，所有法院法官都效仿阳信和滨州法院法官的做法，其后果将可想而知。这样，如果是美国人或美国企业制造或销售的假化肥，则所有在中国境内施用此化肥受害的中国人或中国企业要想通过行使诉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则必须到美国的法院去提起诉讼；如果是中国境内的海南省人或海南省的企业制造或销售的假化肥，则所有在其他省内施用此化肥的受害人或企业要想通过行使诉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则必须要到海南省的法院去提起诉讼。想一想，哪个国家会制定如此荒唐的法律呢？
本案崔明奎、张连东、董玉峰、姚奎英、崔珂平和张训东等法官如此断案所依据的事实和法律真是荒唐可笑。很明显，他们是在故意模糊事实、曲解法律、玩弄或违反诉讼程序。这样就使得周某在当地法院通过诉讼途径实现权利救济的愿望完全落空。有关责任人通过销售不合格产品所产生的民事侵权责任迟迟得不到追究。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如此断案，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和法律、法令的实施，危害国家和司法机关的威信。
三、关于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罪的构成
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徇私舞弊，对明知是无罪的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犯罪行为。我国刑法第399条对此罪构成作出了明确规定。依据该条规定和犯罪构成理论，该罪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一）该罪所侵害的客体是国家和司法机关的威信及正常活动。司法工作人员，所履行的是人民和国家所赋予的侦讯、检察、审判等光荣职责。他们的职务行为是代表国家和人民来作出的。所以，社会主义法制要求他们“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求他们必须忠实地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徇私枉法行为是同司法工作人员的工作格格不入的，任何枉法行为必然侵害到国家司法机关正常职能的发挥和工作运转。因此，坚决地同徇私枉法罪作斗争是维护人民正当权益、维护国家和司法机关威信、保证司法工作正常活动的首要前提。
（二）该罪在客观方面须有枉法的行为。这里的枉法，不仅指刑事案件中的枉法，同样也包括民事和行政案件中的枉法。具体表现为：1、搜集、制造假的证据材料；2、销毁、篡改足以证明事实真相的证据材料；3、曲解或滥用法律条文；4、玩弄或违反诉讼程序等。只要存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形，都可视为存在枉法行为。
（三）该罪在主观方面必须是故意，过失不构成本罪。这里的主观故意一般出于贪图财物、徇亲友私情或挟嫌报复等动机。具体讲就是“明知”。包括明知对方有罪、明知对方无罪、明知法律有这样的规定、明知诉讼程序等情况而故意通过制造或篡改证据材料、曲解法律、违反诉讼程序等方式以达到自己所期望的目的。所产生的结果便是：刑事案件中，无罪的人受到法律追究，有罪的人逃避掉法律制裁；民事和行政案件中，该承担责任的不承担责任，不该承担责任却要承担责任，受害人因为讼累而投诉无门等。这里判别“是否具有明知故意”应根据法律专业人员的一般认知标准来进行衡量，而不应当按照普通大众或百姓的认知标准去衡量。当然，对重大疑难案件，因为客观原因无法调查清楚、对案件事实认识或法律条文理解存在重大分歧而导致错判或误判的，如果不是出于徇私的动机，纯粹属于工作失误，则不应当进行定罪和量刑。当然对个别错案，如果工作人员存在玩忽职守行为、且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可考虑按玩忽职守罪处理。
（四）构成该罪的犯罪主体须是国家司法工作人员。按照刑法和相关法律文件的规定，在我国，司法工作人员应包括：1、在刑事案件中从事侦讯、检察、审判和监管人犯的职务人员；2、在民事或行政案件中从事审判工作的人员。非上述人员的枉法行为，则不属于刑法399条的规定内容。
以上便是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罪构成的四要件。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崔明奎、张连东、董玉峰、姚奎英、崔珂平和张训东等法官的行为完全符合刑法第399条关于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罪的规定。如果司法工作人员在徇私枉法过程中，还存在贪赃行为，符合刑法385条关于受贿罪规定的，还应当按数罪并罚进行处理。
四、对徇私枉法司法工作人员进行定罪和严厉打击的必要性。
“徒法不能自行”，“法不严而有法之莫守”。如果对司法工作人员的枉法行为不进行刑事犯罪方面的严厉打击，要想厉行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宏伟蓝图，恐怕只能是痴人说梦。
只所以对徇私枉法司法工作人员进行定罪和严厉打击，是因为此类犯罪社会危害性极其严重。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除了损害国家法制权威外，还往往导致如下社会危害后果：1、使有罪之人逍遥法外，继续危害社会；2、使无罪之人蒙受冤屈，甚至无端失去生命、自由和健康；3、导致受害人及亲属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精神受到严重摧残；4、造成受害人合法财产被侵夺，失去创业和继续发展的机会；5、造成受害人长期疲于讼累、不断上访，产生诸多社会不稳定因素；凡此等等，不胜枚举。
只所以对徇私枉法司法工作人员进行定罪打击，是因为此类犯罪数量正在不断滋长，已严重影响到社会之和谐。在我国，由于对司法权力的制约制度不够完善，司法权经常被某些不法分子玩弄于股掌之中，而且枉法成本往往非常之低，多数枉法者一般都会找到各种借口逃避掉法律的惩罚，尤其是民事和行政案件中，枉法裁判现象可以说是愈演愈烈。由于法律时常不能保护普通民众的合法权益，致使他们对我国的司法工作人员失去信任、对已有的司法制度丧失掉信心，从而采取极端的或非法的手段来解决社会冲突，造成更多的社会隐患，严重影响到和谐社会之构建工作。
只所以对徇私枉法的司法工作人员进行定罪和严厉打击，是由司法工作人员所承担的社会职责所决定的。司法工作人员本身是国家法律的执行者，应是正常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应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化身。如果连执法的人都不遵守自己所维护的法制，为了贪赃或徇情而枉法，那么维护整个国家和社会正常运转的机制必然会受到严重创伤，那么维持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力量也必将会成为破坏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力量。司法制度和司法人员本身的存在也将失去合理的依据。
只所以对徇私枉法的司法工作人员进行定罪和严厉打击，是因为此类犯罪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且非常容易发生。司法工作人员本身掌握着司法权力，正如一个人不能当自己的法官一样，他们也不会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司法工作人员熟悉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为了某些私利，他们非常善于利用权力去枉法玩弄法律，司法权力之外的力量又往往不足以去纠正和制约他们。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上例案件中阳信县法院和滨州市中院法官就不会那样明目张胆地曲解法律和枉法裁判了。如果国家和社会不能产生足够的力量去监督司法工作人员的枉法裁判行为，那么社会发展的结果必将是司法的专擅和民权的丧失。
有鉴于此，为民生所计，为公共福祉，国家和社会应高度重视保证司法公正和司法工作人员清廉制度的建设。对枉法裁判者，必须用重典进行打击。对不胜任司法工作者，必须及时清理出司法队伍，以保证司法队伍的纯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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