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人员（1958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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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人民政府


第55号

　　

　　《天津市测绘成果管理实施办法》已于2012年8月7日经市人民政府第92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2年10月1日起施行。




　　　　　　　　　　 市长 黄兴国


2012年8月15 日

　　

天津市测绘成果管理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测绘成果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例》、《天津市测绘管理条例》，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测绘成果的汇交、保管、提供、利用、质量监督管理和重要地理信息数据的审核与公布，适用本办法。

　　测绘成果分为基础测绘成果和非基础测绘成果。基础测绘成果的内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例》、《天津市测绘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确定。

第三条 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是本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测绘成果工作的统一管理。

　　区、县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在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下，负责本辖区测绘成果管理工作。

　　第四条 测绘成果的生产、处理、保管、提供、递送、使用、销毁以及密级的确定、变更和解除，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条 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测绘成果质量监督管理机制，加强对测绘成果质量的监督管理。

　　测绘成果质量应当符合有关规定要求，测绘单位应当对其完成的测绘成果质量负责。

　　第六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完成的测绘成果，应当按年度向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区、县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汇交成果目录或者副本。

　　承担基础测绘项目,或者承担市和区、县财政投资测绘项目的，应当汇交测绘成果副本; 承担其他测绘项目的，应当汇交测绘成果目录。

　　测绘成果的目录和副本实行无偿汇交。

　　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按年度编制测绘成果目录，向社会公布。

　　第七条 汇交的测绘成果由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委托的测绘成果保管单位保管。

　　测绘成果保管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测绘成果资料的保管制度，配备必要的设施，确保测绘成果资料的安全，并对基础测绘成果资料进行异地备份存放。

　　测绘成果资料的存放设施与条件，应当符合保密、消防以及档案管理等有关规定。

　　第八条 需要使用本市涉密基础测绘成果的，应当提出明确的使用目的和范围，到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审批手续。外地单位使用本市涉密基础测绘成果的，还应当提供申报单位所在地省或自治区、直辖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函。

　　第九条 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涉及全市域、跨区县界以及涉及军事设施、军事要害部门的涉密基础测绘成果资料提供使用的审批；区、县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其他涉密基础测绘成果资料提供使用的审批，并在每季度末将审批情况报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应当由国家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涉密基础测绘成果资料的提供使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条 需要使用国家或者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涉密基础测绘成果的，应当持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函，到国家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测绘成果所在地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一条 对外提供涉密的测绘成果，应当按照规定的程序到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审批手续，并由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进行保密技术处理。涉及军事设施和军事要害部门的，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批前，应当征求军队有关部门意见。

　　第十二条 经批准使用的涉密测绘成果，使用人不得擅自复制或者将测绘成果转让、转借给其他单位、个人利用。

　　第十三条 递送涉密测绘成果的，应当严密包装加封，并标明密级，交机要部门寄送或者由两人递送。

　　第十四条 销毁涉密测绘成果的，应当将测绘成果的名称、比例尺、种类、密级、数量、生产日期和销毁原因、批准人、鉴定人、销毁人和监销人登记入册。登记册应当归档长期保存。

　　第十五条 对涉密测绘成果的使用等相关活动实施监督检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等有关规定进行。

　　第十六条 测绘成果实行有偿使用，但本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有偿使用测绘成果的收费标准按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执行。

　　基础测绘成果和财政投资完成的其他测绘成果，用于国家机关决策和社会公益性事业的，应当无偿提供。

　　全市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军队因防灾、减灾、国防建设等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无偿使用测绘成果。

　　第十七条 重要地理信息数据应当统一公布。本市重要地理信息数据，除依法应当由国家公布的以外，由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

　　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公布本市重要地理信息数据。

　　第十八条 在行政管理、新闻传播、对外交流、教学、科研等对社会公众有影响的活动中，需要使用重要地理信息数据的，应当采用依法公布的重要地理信息数据。

　　第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测绘成果质量不合格的，由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测绘单位补测或者重测；情节严重的，依法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直至吊销测绘资质证书；给用户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擅自公布本市重要地理信息数据的，由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泄露涉密测绘成果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等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超出国家和本市规定的测绘成果收费标准收取使用费的，由价格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2012年10月1日起施行。1992年1月7日天津市人民政府发布, 1997年9月3日天津市人民政府修订发布，2004年6月30日再次修订公布的《天津市测绘成果管理实施办法》（2004年市人民政府令第68号）同时废止。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证据学研究所所长 何家弘


（一）


1998年春天，我参加了侦探小说作家联谊会组织的武夷山采风活动，然后又作为中国-欧盟高等教育交流合作项目的受益人，到法国的埃克斯-马赛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在此期间，我收集积累素材并进行初步创作，后来于暑假期间完成了一部解读证据法学的小说——《黑蝙蝠·白蝙蝠——证据的困惑》，由贵州人民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在该书中，我借当事人之口，系统讲述了证据法学的内容，特别介绍了一些外国的证据制度和规则。在当时，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小说，对于普及证据法学的知识也发挥了一点作用。


十多年过后，当我要修订这部小说的时候，发现那些证据法学的内容已有些过时，而且会削减读者阅读犯罪悬疑小说的兴趣。于是，我决定尽可能删除那部分内容，仅保留基本的故事框架。另外，正在把这部小说翻译成法文出版的法国黎明出版社编辑在来信中说，法国读者很喜欢小说中的“洪钧-宋佳组合”，希望在这部小说中能再次看到他们的身影。于是，我让宋佳走进了“武夷山疑案”的审判法庭，也算是满足了读者的一个愿望。修订之后，这部小说的名字也改为更符合创作本意的《无罪谋杀》。


刑事司法有一个美丽的传说，那就是“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纵一个坏人”。但是，在任何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中，这都是做不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刑事错案的发生具有不可避免性，只是或多或少的问题。在当今世界，不仅法制不太健全的国家有刑事错案，譬如中国，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也有刑事错案，譬如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的许多州都建立了“无辜者中心”，通过“无辜者行动”对可能错判的案件进行复查，至今已通过DNA检验，发现并纠正了约380起错案。


（二）


2011年4月7日至11日，我应邀到美国的辛辛那提市参加了“2011年无辜者协作网研讨会——错判的国际探索”，并在会上做了关于中国大陆地区刑事错案问题的主题发言。在研讨会上，来自墨西哥的代表罗伯托·赫尔南德兹放映了他执导拍摄的一部纪录片，披露了墨西哥刑事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该片名为《有罪推定》，其寓意发人深省。


2012年8月7日至8日，“预防刑事错案国际研讨会”在吉林省长春市顺利举行。此次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和吉林大学法学院共同主办，主题是“完善司法制度，预防刑事错案”，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150多位专家学者，以及来自我国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台湾地区和美国、英国、挪威等国家的16位代表参加了研讨会。预防刑事错案，需要改良我国的诉讼制度，例如转变刑事庭审虚化的现状和改良陪审徒有虚名的制度，也需要完善我国的证据制度，例如明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和细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另外，司法人员还必须转变司法观念。


司法观念是指司法人员在实践中逐渐积累形成并指导其行为的思想、观点和心理状态。就刑事错案的预防来说，司法观念的转变包括十个方面：（一）从一元片面的价值观转向多元平衡的价值观；（二）从权力本位的司法观转向权利本位的司法观；（三）从长官至上的司法观转向法律至上的司法观；（四）从军事斗争的司法观转向文明公正的司法观；（五）从暗箱操作的司法观转向公开透明的司法观；（六）从偏重实体的公正观转向实体和程序并重的公正观；（七）从有罪推定的办案观转向无罪推定的办案观；（八）从侦查中心的程序观转向审判中心的程序观；（九）从查明事实的办案观转向证明事实的办案观；（十）从倚赖人证的证明观转向重视科学证据的证明观。


刑事案件都是发生在过去的事实，司法人员不能直接去感知，只能通过各种证据去间接地认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司法人员的这种认识无法保证百分之百的准确。因此，无论是侦查人员还是预审人员，无论是检察人员还是审判人员，他们就案件事实所做出的决定都难免出现误差。这是理论和实践都已经证明了的事情。


从办案的客观结果来看，误差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把有罪者当成了无罪者。于是，该抓的没抓，该关的没关，该起诉的没起诉，该判刑的没判刑，总之，是放纵了坏人。另一种情况是把无罪者当成了有罪者。结果，不该抓的抓了，不该关的关了，不该起诉的起诉了，不该判刑的判了刑，总之，是冤枉了好人。为了简便，我们可以把前者统称为“错放”，把后者统称为“错判”。


在案件中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办案人员面临两难的选择。放吧，可能放纵坏人；判吧，可能冤枉好人。当然，有人会说，继续调查嘛，案情总能水落石出，但是，受人力、物力、时间等客观条件的限制，继续调查只是一句空谈，或者是一厢情愿。换言之，有些案件就是无法查至水落石出。在这种情况下，办案人员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司法观念。


（三）


我们的民族传统似乎是宁愿“错判”也不要“错放”的。诚然，我们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道义上都坚决反对“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走一个”的口号，但是，让我们接受西方那种“宁可错放十个，也不错判一个”的观点亦有困难。有人认为，让有罪者逃脱处罚是使社会利益受到损害，而让无罪者错受处罚是使个人利益受到损害。两相比较，后者的损害轻于前者。换言之，如果一定有错的话，那么这错误最好由个人承担。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我并不反对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但是，人们在比较“错放”与“错判”的危害时，犯了一个“计算上的错误”。实际上，“错放”只是一个错误；而“错判”很可能是两个错误。“错放”只是把一个有罪者错误地放到了社会中；而“错判”则在错误地处罚一个无罪者的同时，还可能放纵一个真正的罪犯。2010年震惊中国的赵作海冤案和2013年颇受关注的“浙江张氏叔侄冤案”都是很好的例证。另外，错判还有一个严重的潜在危害，那就是使社会公众丧失对司法乃至国家的信念！由此可见，“错判”的危害要大于“错放”的危害。因此，在案件事实处于模糊状态时，办案人员的选择应该是宁可“错放”也不要“错判”！这正是无罪推定原则的一项基本要求。


于是，我在《无罪谋杀》的题记中写到：“在刑事诉讼中,任何人在被法院依法判定有罪之前,应该先被假定为无罪者,然后由公诉方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人既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也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的义务。如果公诉方不能用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法院就应判被告人无罪。简言之，疑罪从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