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企业呆账损失税前扣除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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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企业呆账损失税前扣除管理办法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令
《金融企业呆账损失税前扣除管理办法》，已经２００２年８月１９日国家税务总局第２次局务会议通过，自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 金人庆
２００２年９月９日
金融企业呆账损失税前扣除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金融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规范呆账损失的税前扣除，增强企业抵御经营风险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金融企业经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和实施必要的程序之后，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债权或者股权，可以作为呆账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一）借款人和担保人依法宣告破产、关闭、解散，并终止法人资格，金融企业对借款人和担保人进行追偿后，未能收回的债权；（二）借款人死亡，或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宣告失踪或者死亡，金融企业依法对其财产或者遗产进行清偿，并对担保人进行追偿后，未能收回的债权；（三）借款人遭受重大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损失巨大且不能获得保险补偿，确实无力偿还的贷款；或者保险赔偿清偿后，确实无力偿还的部分债务，金融企业对其财产进行清偿和对担保人进行追偿后，未能收回的债权；（四）借款人和担保人虽未依法宣告破产、关闭、解散，但已完全停止经营活动，被县（市、区）及县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注销、吊销营业执照，终止法人资格，金融企业对借款人和担保人进行清偿后，未能收回的债权；（五）借款人触犯刑律，依法受到制裁，其财产不足归还所借债务，又无其他债务承担者，金融企业经追偿后确实无法收回的债权；（六）由于借款人和担保人不能偿还到期债务，金融企业诉诸法律，经法院对借款人和担保人强制执行，借款人和担保人均无财产可执行，法院裁定终结执行后，金融企业仍无法收回的债权；（七）由于上述（一）至（六）项原因借款人不能偿还到期债务，金融企业对依法取得的抵债资产，按评估确认的市场公允价值入账后，扣除抵债资产接收费用，小于贷款本息的差额，经追偿后仍无法收回的债权；（八）开立信用证、办理承兑汇票、开具保函等发生垫款时，凡开证申请人和保证人由于上述（一）至（七）项原因，无法偿还垫款，金融企业经追偿后仍无法收回的垫款；（九）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具有投资权的金融企业的对外投资，由于被投资企业依法宣告破产、关闭、解散，并终止法人资格的，经金融企业对被投资企业清算和追偿后仍无法收回的股权；（十）银行卡被伪造、冒用、骗领而发生的应由银行承担的净损失；（十一）助学贷款逾期后，银行在确定的有效追索期内，并依法处置助学贷款抵押物（质押物）和向担保人追索连带责任后，仍无法收回的贷款；（十二）金融企业发生的除贷款本金和应收利息以外的其他逾期3年无法收回的应收账款（不含关联企业之间的往来账款）；（十三）经国务院专案批准核销的债权。
第三条 下列债权或者股权不得作为呆账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一）借款人或者担保人有经济偿还能力，不论何种原因，未按期偿还的金融企业债权；（二）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各种形式、借口逃废或者悬空的金融企业债权；（三）行政干预逃废或者悬空的金融企业债权；（四）金融企业未向借款人和担保人追偿的债权；（五）金融企业发生非经营活动的债权等；（六）其他不应当核销的金融企业债权或者股权。
第四条 金融企业承担风险和损失的下列资产可以提取呆账准备，包括贷款（含抵押、质押、担保等贷款）、银行卡透支、抵债资产、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垫款、担保垫款、进出口押汇、股权投资和债券投资、拆借（拆出）、应收利息（不含贷款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应收保费、应收分保账款、应收租赁款等债权和股权。
对由金融企业转贷并承担对外还款责任的国外贷款、包括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外国买方信贷、外国政府信贷、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不附条件贷款和外国政府混合贷款等资产，可计提呆账准备。
金融企业不承担风险和还款责任的委托贷款及代理贷款等资产，不得计提呆账准备。
第五条 金融企业按下列公式计提的呆账准备允许在税前扣除：
允许税前扣除的呆账准备＝本年末允许提取呆账准备的资产余额×1％－上年末已在税前扣除的呆账准备余额。
第六条 金融企业发生的呆账损失，按规定报经税务机关审核确认后，应先冲抵已在税前扣除的呆账准备，不足冲抵部分可据实税前扣除。
第七条 金融企业收回的已在税前扣除的呆账，应计入收回当期的应纳税所得额缴纳企业所得税；金融企业收回的尚未在税前扣除的呆账，超过本金的部分，计入收回当期的应纳税所得额缴纳企业所得税。
第八条 实行汇总纳税的金融企业，需统一计提呆账准备的，由总机构向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计划单列市）税务机关申报，经审核确认后，年终统一计算扣除；如需向成员企业分解呆账准备指标的，总机构申报时还应同时附送有关指标分解资料，经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计划单列市）税务机关审核确认后逐级下达到各成员企业。
第九条 金融企业发生符合条件的呆账损失，应在年度终了后45日内及时向当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确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时申报的，经主管税务机关批准可适当延期申报。金融企业申报税前扣除呆账损失时，须同时报送以下相关文件、资料：（一）呆账损失税前扣除申请报告。基本内容包括：借款人、担保人和被投资企业的基本情况，贷款发放及使用情况和投资情况，形成呆账的主要原因以及采取的补救措施和结果，借款人或被投资企业、担保人财产清算、清偿和分配情况，贷款或投资人受偿及损失情况，申请税前扣除金额等。
（二）贷款和投资合同、发放贷款和投资凭证及相关材料。
（三）政府、法院、公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企业主管部门、保险企业等单位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
（四）税务机关要求报送的其他资料。金融企业不能提供相关资料的，主管税务机关有权不予受理。
第十条 税务机关在接到金融企业呆账损失税前扣除申请后，应严格进行审查核实，必要时可实地进行调查核实。
第十一条 对实行统一计提呆账准备的汇总纳税的金融企业，如由总机构扣除呆账损失的，其成员企业发生的呆账损失，由总机构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计划单列市）税务机关申报，经审核确认后按有关规定统一计算扣除。如由各成员企业扣除呆账损失的，由各成员企业向所在地设区的市（地区）以上税务机关（含本级）申报，并附送经总机构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计划单列市）税务机关审核后的呆账准备金分解指标资料，经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按有关规定审核确认后扣除。各成员企业并应在年度终了后6个月内，将其税前扣除的呆账损失数额层报总机构，由总机构汇总报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计划单列市）税务机关备案。
第十二条 各级税务机关要加强对呆账损失税前扣除的检查，发现申报不实或者以弄虚作假手段骗取呆账损失税前扣除的，税务机关有权作出不予税前扣除的决定，予以调整补税，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除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外的经营金融业务的各类金融企业，包括各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等。
城市商业银行、城乡信用社呆账损失税前扣除应按本办法有关规定执行，但其申报审批的程序、权限和具体要求，由国家税务总局另行制定。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
2001年1月1日以后发生的呆账损失或提取的呆账准备，尚未进行税务处理的，依照本办法执行。以前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一律以本办法为准。
第十五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机关，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实施意见，并报国家税务总局备案。
石家庄市城市公共客运管理办法
河北省石家庄市人民政府
石家庄市城市公共客运管理办法
(1995年8月30日市人民政府三十二次常务会议通过，1995年10月16日市人民政府令第68号发布；1997年11月17日市人民政府令第90号决定修订；2003年3月25日市第十一届人民政府第二次常务会议通过修正案，市人民政府令第128号发布)
第一章 总 则第一条 为促进城市公共客运发展，适应城市经济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保障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城市规划区域内的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按本办法执行。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公共客运，是指在城市中供公众乘用的各种交通方式的总称，包括公共汽车（含中、小型公共汽车）、出租汽车、电车、地铁、轻轨、缆车及对外营业的单位班车及相关的配套设施。出租汽车客运管理按石家庄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条 城市公共客运发展规划必须纳入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五条 城市公共客运管理坚持统一规划、多家经营、平等竞争、协调发展的原则。
第六条 鼓励发展城市公共客运的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和有计划地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提高城市公共客运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管理水平。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负有保护城市公共客运设施的义务。禁止一切妨碍城市公共客运车辆正常运行与妨碍城市客运场站等设施正常使用的行为。
第八条 石家庄市城市管理局是全市城市公共客运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办法的实施和监督检查,具体工作可委托客运管理部门负责。
第二章 规划建设
第九条 市城市管理部门应会同规划、公安交通管理等部门共同编制本市的城市公共客运发展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执行。
第十条 城市公共客运发展规划的编制，应根据城市发展规模，遵循有利于经济发展、方便乘客的原则，合理设定城市公共交通线网及配套设施，优先发展大型公共汽车，有计划地发展电车及地铁。
第十一条 发展城市公共客运应坚持以国有公共客运为主，其它所有制形式为补充的原则。
第十二条 城市新区开发、旧城改造和大型项目建设时，应根据规划和城市客流量、已有设施的布局，合理地配套建设城市公共客运设施。在电车、地铁线路规划范围内，禁止建设永久性构筑物。
第十三条 鼓励吸收外资和国内单位、个人投资发展城市公共客运事业。采取多种渠道筹集城市公共客运建设资金。
第十四条 城市公共客运设施建设必须符合国家城市公共交通标准。
第十五条 城市公共客运工程设施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进行竣工验收,并通知城市管理部门参加。
城市公共客运工程经验收合格的,方可交付使用。
第三章 车辆、线路、设施管理
第十六条 从事城市公共客运的车辆，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技术性能良好；
（二）车容整洁、美观、卫生；
（三）在车门或车身两侧以规范醒目的字体标明经营者名称、编号；
（四）在车内外显著位置标明行驶路线、站点名称、营运起止时间、票价、监督电话；
（五）座椅、扶手等设施完好并标明军人、残疾人专用座椅标志；
第十七条 无人售票的城市公共客运车辆，必须在车外显著部位标明无人售票的标志，并分别标明上、下客门与固定票价。
第十八条 大型公共客运车辆应安装自动预报站名的设备，并保持性能完好、声音清晰。
第十九条 按规定使用月票的小型公共客运车辆，必须在车内外显著部位设置准许持月票人乘坐的标志。第二十条 城市公共客运车辆的营运线路，由城市管理、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共同审定。
第二十一条 城市各类公共客运设施必须完整无损,各种运营标志清晰醒目,并符合国家城市公共交通标准。
第二十二条 凡在城市公共客运交通设施及运营车辆车身和内部设置广告的,须按有关规定办理手续。广告不得覆盖车辆营运标志,不得阻碍行车安全视线。
第二十三条 城市公共客运线路站点的名称可采用拍卖方式命名。但被冠名的单位距命名站点的距离，不得超过一百米。
第二十四条 因特殊情况需临时中断城市公共客运营运或者改变其营运线路的，必须提前公告并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城市管理部门备案。
第二十五条 公路长途客运车辆进入城市的线路走向，必须经城市管理部门、长途客运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共同审定就近入站，沿途不得设置停车站点。
第二十六条 单位职工班车应悬挂城市管理部门统一制发的专车标志，并按指定的线路和站点行驶与停靠；单位班车对外经营的，必须服从城市管理部门的管理。
第二十七条 因城市建设、道路交通管理等需要，确需采取影响客运车辆运行与设施使用行为的，必须经城市管理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
第二十八条 禁止下列行为：
（一）在公共客运站杆30米以内的地段，城市公共汽车以外的其它车辆擅自停靠；
（二）在公共客运站亭、站杆周围10米以内，擅自堆放物料、倾倒垃圾等；
（三）擅自占用、污损、毁坏城市公共客运站亭、站杆、站牌。
第四章 经营管理
第二十九条 从事城市公共客运的经营者,应当经城市管理部门批准方可获得经营权。 申请城市公共客运经营权的经营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有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客运车辆、停车场地、经营场所和资金；
（二）有经培训合格的司乘人员、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力量；
（三）有与经营方式相配套的经营管理制度和管理机构。
第三十条 申请从事城市公共客运的经营者，持书面申请及相关证明材料向城市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城市管理部门应在三十日内予以审查并做出决定。对符合条件的，发给《城市公共客运经营许可证》；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经营者持《城市公共客运经营许可证》到工商、税务、物价、保险等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后，由城市管理部门在七日内签发《城市公共客运营运证》。
第三十一条 经批准获得经营权的经营者要、求停业、歇业时，应在停业、歇业前15日内，向城市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城市管理部门应在7日内给予答复。经审查批准停业、歇业的，经营者应交回《城市公共客运经营许可证》和《城市公共客运营运证》，未经批准不得私自停运。
第三十二条 城市公共客运线路实行专营权管理制度,专营权管理的具体规定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三十三条 城市公共客运经营者在营运中，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携带城市公共客运营运证件，并佩戴统一的服务标志、标牌；
（二）严禁拒载、刁难乘客等侵害乘客合法权益的行为；
（三）文明服务，提高服务质量；
（四）执行规定的收费标准，使用并出具统一票据；
（五）按规定的时间、线路、站点运行。
第三十四条 城市公共客运票价，由城市管理部门负责提出，报经市物价部门批准实施。城市管理、物价等部门在制定客运票价时,应按有关规定组织价格听证会。
第三十五条 人力三轮车可以在市政府限定的区域内从事城市公共客运经营活动。
第五章 罚 则
第三十六条 城市管理、公安交通管理、交通、工商、税务、物价管理等部门依各自的职责,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进行处罚。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城市管理部门可以委托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条件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
第三十七条 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可视具体情节对经营者处以一百元至五百元的罚款：
（一）未按规定设置、佩戴或携带标志、标牌、证件的；
（二）拒载、刁难、侮辱、谩骂、殴打乘客等服务态度恶劣的；
（三）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违反前款规定达三次以上(含本数)的，可处以五百元至一千元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三百元至五百元罚款：
（一）妨碍公共客运车辆正常运行和场站设施正常使用的；
（二）阻碍公共客运设施的抢修作业的。
第三十九条 擅自改变营运线路、时间和停靠站点的，责令改正，并可处三百元至一千元罚款。使用未经验收的城市公共客运场站设施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五百元至一千元罚款。擅自脱班、脱线经营的,处以三百元至五百元的罚款。
第四十条 擅自经营城市公共客运业务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一千元至四千元罚款。
第四十一条 经申请取得经营资格的经营者未经批准擅自停业、歇业或转让其经营权的，处以二百元至五百元罚款。
第四十二条 未按规定向乘客出具标准票据的，按票面额的十倍至五十倍予以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进入市区的长途客运车辆在市内擅自改变线路、设置停车站点或使用市内公共客运停车场、站的，责令改正，可并处三百元至五百元罚款。
第四十四条 被责令改正的违法行为人不按规定履行义务的，可由城市管理部门代为履行，所发生的费用由违法行为人负担。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应给予治安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涉嫌触犯刑律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四十六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七条 城市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涉嫌触犯刑律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县（市）的城市公共客运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九条 本办法自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一日起生效。
公平正义与司法和谐和的初探和思考
作者简介：
古方华，男，1965年8月出生，江西省奉新县人，现工作于江西省奉新县人民法院，任政治部主任、法院党组成员、审判委员会委员。在法院工作期间先后在从事过政工、执行工作和刑事、民事、经济等审判工作，长期致力于实证研究，写过多篇优秀论文。
蔡武，男，1976年12月出生于江西省丰城市，原在江西省丰城市律师事务所工作，现工作于奉新县人民法院，在法院期间先后从事过执行、行政审判、民事审判等工作。系中华哲学会会员，法律硕士（JM）在读，先后写过多篇理论性学术论文。
[论文提要]
公平正义是衡量一个国家和社会文明发展的标准，也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胡锦涛总书记曾指出：“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 。满足公民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提升公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必须具备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较好的物质条件。而制度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建立和谐社会是全体人民的共同目标，更应当是司法工作的价值体现，社会公平和正义落实到司法机制上就是要保证司法和谐。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已经在制度上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律和比较系统的法律体系，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具有极大权威的司法系统和一支高素质的司法队伍，并且有了健全的律师制度；人们在思想上已普遍对法律形成了法律至上、权利平等、权力制约、权利本位的法律思想。据此，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建设已具备了很好的制度条件和思想条件。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基本内涵中的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和影响着司法和谐的构建及其进程,反之司法和谐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由此，从我国目前社会实际和司法实际出发，探究一下公平正义、司法和谐的深刻内涵及其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全文共8526字）
[以下正文]
一、公平正义
正义在中文中指语言文字上的恰当与正确,或对某种理论或学说的纠偏和匡正。比如我国唐朝有《五经正义》、《史记正义》。公平与正义合成一个词，叫做公正。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 从公平正义入手，全面系深刻地论证了自由与公平、个人与国家、机会与结果等广泛的社会政治问题，力图为现代西方社会重建“公平正义”的道德基础。公平正义既是构建合法社会的理论基础，也是构建道德体系的理论基础。它广泛渗透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伦理学中，自古至今，历久常新，成为哲学家、思想家探究的根本问题。
（一）公平正义的表述
公平正义是一个恒古至今讨论不息的主题，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为解决各类社会冲突而追求或持有的一种法律理想和法律评价。何谓公平正义，在近现代理论史上有着很不相同的理解。马克思认为诸如“公正”、“平等权利”等一类观念，都是从经济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处在不同经济地位上的人，对特定利益格局是否公正会有不同的判断。在《哥达纲领批判》 中马克思对此表达的尢为清楚。马克思强调要从经济关系出发来看待包括“公正”在内的观念。而罗尔斯从设想的“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 即人都处在“无知的面纱”中的“原初状态”(类似于“自然状态”)出发,推出公平正义的两条根本原则。第一条是自由原则:“每个人都在最大程度上平等地享有和其他人相当的基本的自由权利。”第二条为差别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被调解,使得人们有理由指望它们对每个人都有利;并且它们所设置的职务和岗位对所有人开放”。可见,平等地享有自由权利,是罗尔斯正义论的首要原则。差别原则是建立在自由原则基础上的,是从属于自由原则的。只有在贯彻自由原则的前提下,才能贯彻差别原则,决不能以牺牲前者来满足后者。
我国法治理念中的公平正义，是指社会成员能够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公平地实现权利和义务，并受到法律的保护。我国坚持以维护、实现、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宗旨的公平正义。法律职业人员必须秉公执法、维护公益、摒弃邪恶、弘扬正气、克服己欲、排除私利、坚持合理合法原则、平等对待原则、及时高效原则、程序公正原则、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就当代中国而言，公平正义在构建社会主义司法和谐的进程中处于十分关键和基础的地位。这就要求在司法当中，应当坚持宪法至上和法制统一原则，对各种利益关系进行公平处理和规范，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二）现代社会公平正义主要表现
公平正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形态下体现出不同的时代内涵和特征。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特征，有着特定的时代内涵：
第一，权利义务公正。公平正义首先意味着社会主体要在权利义务上公正，它承认并保证社会主体具有平等的生存和发展权，并应履行与之相对应的义务。也就是要求社会制度的（或非制度的）安排给每个社会主体的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应是公正平等的，它要求劳动、受教育、择业等的权利和机会不能受出身、种族、性别以及资源占拥状况等因素的限制和影响，同时对应的与之相适应的义务也应相应对等。
第二，机会公正。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活动，要求确保机会均等，这是实现权利义务公正的前提。机会公正从有利于挖掘、发挥出每个人的潜能的要求来看，意味着要满足人的不同层次需要和不同层次不同人的需要，是一种立体网络型的公正平等。它不但要求社会多提供机会，而且要求社会制度要保证所提供的机会是公正均等的。
第三，程序公正。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活动，要求程序应当是公正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机会公正和权利义务公正，才能保证效益的提高和增长。也就说政府不仅要保证在制度和程序面前所有社会主体一律公正平等，还要保证社会主体享有公正平等的程序。
第四，效益公正。在市场经济中，公平正义要以效益为前提和基础的。也就是说，社会公平正义观念是要以整个社会的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即必须与效益联在一起。抛开效益而言的发展和公正，显然是没有意义的。一方面，效益决定公平正义，效益的水平决定社会公平正义的程度。另一方面，效益又来源于公平正义，没有公平正义就难以有效益。这样，就自然形成了市场经济的一种新的公平正义理念———效益公正（实质上就是竞争公正和发展公正），是对整个社会而言的公正，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基石。
第五，资源分配公正。在当代，人们通常是以社会资源（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资源）的分配合理与否作为评判社会公平正义程度的直接依据，这样，资源分配公正就成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内涵和终极层次。分配公正与否，不仅关系到效益的高低，而且对社会制度的变革、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维护也起着决定性作用。实现资源分配上的公平正义，有赖于合理的社会分配机制的建立，其中制度和政策作用尤为重要。
第六，社会保障公正。在当今社会，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因此，很有必要建立、健全和完善覆盖全社会的保障体系。尤其是对弱势群体，以及缺乏参与社会选择、社会竞争能力----也就是劳动能力因客观机体原因有所限制的人和遭遇各种灾难的人，政府和社会应当提供保障，为其生存和发展提供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保障公正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社会的义务，而且它的建立、健全和完善也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和发展。
上述公平正义内容是相互联系，互为一体的，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公平正义体系。我国目前面临收入差距扩大等突出问题，资源分配公正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必须高度重视社会资源分配问题。在调节过程中，在构筑公平正义的制度基础和社会道德基础的同时，尤要重视法律保障体系的构建和完善，使公平正义最终建立在权利公义务公正、机会公正、程序公正和效益公正的基础之上。总之，司法和谐的核心是发展社会公平正义。
二、司法和谐
（一）司法和谐的提出
第七次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首次提出了“司法和谐”理念，要求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努力创建和谐的诉讼秩序，着力维护和谐的司法环境。要求审判制度和司法当中的其它各项措施均需要在和谐的诉讼秩序下运行，以保障司法和谐。在我国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前提下，建立健全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和谐主义诉讼模式，以实现司法和谐，必将是我国新时期法院审判变革的重点。
追求司法和谐就必须要有和谐的诉讼秩序，就要明确诉讼主体的诉讼权利与义务，协同推进行诉讼。要保障好诉讼参与人和法院之间的和谐关系，遵法律循情理地形成和推动诉讼参与人与法院之间和谐的诉讼氛围。诉讼参与人的共同责任是进行诚信诉讼与文明诉讼，使诉讼及时高效的顺利进行。法院在接受检察院的依法监督同时，还要注重与检察院之间关系的协调，保证审判权与检察权互相协调运行，同时也要注意协调法院内部之间的关系，切实做到立案、审判、执行、审监各个环节之间、民事与刑事和行政审判部门之间，能够分工合作，既相互制约又相互配合，和谐运行。追求司法和谐在各级法院之间的衔接与协调上，要充分发挥不同审级法院的功能作用，切实把纠纷及时化解在基层。追求司法和谐要妥善处理诉讼与仲裁、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之间的衔接关系，形成和谐的多元化立体网络状的纠纷解决机制。追求司法和谐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实现法院与权力监督机关和新闻媒体等社会监督渠道之间的关系协调，保障审判透明并依法接受监督，维护和谐的诉讼秩序。
（二）我国当前的诉讼模式
理论界依据法院与当事人之间在诉讼中的权限不同，将当前世界上的司法诉讼模式大体分为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二类。所谓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主要是存在于英美法系中，英语为：Adversary system），是指在诉讼纠纷的解决当中，诉讼请求的确定、诉讼资料的提出及证据的收集和证明主要由当事人负责。它要求当事人提起诉讼、确定争点、提出证据给法院等等。在此种模式下，当事人甚至对法律的适用都有选择的权利，并且，由于证据及诉讼资料的收集及提出也由当事人负责，因此，也可以说发现真实的主要责任归于当事人，在当事人主义支配下的传统英美法系的诉讼中，法官处于顺应性的地位，尊重当事人的意志，不作干预。所谓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主要是存在于大陆法系中，德语：offizialmaxime），是指法院在诉讼程序中拥有主导权。在诉讼中，程序的进行以及诉讼资料、证据的收集等全部由法院为之。有职权进行主义（amtsbetrieb）和职权探知主义（undersuchungsgrundsatz）两个方面的内容。
尽管中国诉讼模式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但是从体制上看，中国目前实行的的仍然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基本上还是沿袭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诉讼机制。
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将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从立法上固定下来。职权主义的规定主要体现在：1、在案件管辖上，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当事人只能依据法律确定的管辖法院提起诉讼，而不能自由选择管辖法院；2、在诉讼程序的启动和终结上，法院具有很大的主动权和决定权；3、在证据的收集和提出上，法院在一定前提下可以不受当事人双方陈述的约束和提出的证据范围的限制，依职权独立地收集证据并作为裁判的依据；4、在诉讼权利的保护上，当事人的基本诉讼权利———处分权和辩论权受到较严格的限制，在处分权上当事人没有完全的处分权，在辩论权上法院可超出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为裁判依据内容；5、在当事人制度上，法院有权追加当事人。
现在使用的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与旧法相比虽然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职权干预已被弱化，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处分权得到一定程度的增强，但这仅仅是一种量的变化，而不是结构性的变革，基本上还是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诉讼机制，没有从体制上触及诉讼模式问题。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要求已不相适应，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三）司法和谐应建立和谐主义诉讼模式
虽然我国诉讼法进一步完善及法院职权再次弱化，但从根本上说我国诉讼模式依然属于职权主义。我国现行的诉讼模式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诉讼的特性、程序公正的实现不是很一致，需要改革和完善。
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是以自由主义理念为基础，以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处分权为诉讼模式进行构建的，并衍生着绝对化的倾向。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当事人基本权利的漠视，与当前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不相适应。在程序主体地位的确立、诉讼民主化和现代化、以及个人利益的要求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所追求的目的之间存在很大冲突。过于强调当事人主义会导致诉讼的迟延，增加诉讼成本，从而造成诉讼实质上的不公正；而过分强调职权主义，虽然能够克服上述不足，但随之产生的法官中立性问题无法解决。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不能适应中国转型时期社会纠纷解决的特殊需要。因此，我国诉讼模式转换的基本方向应当是构建和谐主义诉讼模式。从终极目标来讲，我国应在充分考量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优缺性后，依据我国诉讼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和完善溶入了中国本土文化理念在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诉讼模式。
构建和谐主义诉讼模式是确保新时期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客观需要，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是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在当前改革的关键时期，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面临许多新矛盾新问题。尤其是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在改革中受到不断撞击变化后，越来越多的矛盾纠纷以诉讼案件的方式进入人民法院。我们有必要对现行的诉讼模式进行必要的变革和调整，全面、系统地完善我国诉讼立法和诉讼制度，以满足群众的司法需求，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实现司法公正。诉讼模式转型是完善我国诉讼立法，优化诉讼制度的一项重要任务。和谐主义诉讼模式从诉讼理念、制度的设计到主体的行为规范，以至诉讼的结果等都要考虑最大限度地增加公平正义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公平、不正义因素。从目的上说，和谐主义诉讼模式是一种恢复性司法，不仅要求在法律程序上解决纠纷，而且追求从产生它的环境中彻底消除纠纷，让社会关系恢复到或者达到一种真正的和谐状态。和谐主义诉讼模式代表的是一种新型的公平正义观，它体现了双方诉讼地位的实质性公平和当事人的真正自由，追求司法和谐。和谐主义诉讼模式运作的基本机制是诉讼是法官与当事人共同协调配合运行的作业，他们之间应是在平等的前提下的互动与协作；是诉讼参加者（含法院在内的）相互之间平等自主的充分交流、协商与沟通。
和谐主义诉讼模式的基本特征和要求是：以人为本，和谐诉讼；诉审协调，和而不同；诚信尽责，协同推进；援弱济困，实质平等；繁简得当，方便有效；调判相宜，胜败皆明；公正权威，案结事了；纵横规范，多元衔接；社会正义，回归和谐。一句话，和谐主义诉讼模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在司法上追求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从宏观上说，我国和谐主义诉讼的内容主要有：第一，辩论原则中应包含法院必须以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为裁判依据内容辩论原则。，处分原则应为当事人有完全的处分原则；第二，更大范围和程度上保障当事人可协议选择诉讼的管辖法院；第三，法院审理裁判范围严格限制在当事人诉讼请求之内；第四，当事人撤消诉讼不需法院许可即可进行，第五，法院无权直接追加当事人；第六，更大范围和程度上保障当事人可协议选择诉讼的管辖法院；第七，弱化法官庭审中的控制地位，强化当事人在举证、质证、辩论上的主导性。第八，对再审制度，要求只有在当事人不具备提起再审之诉的条件而又提出申诉的前提下才可由法院或检察院依职权进行再审；
构建和谐主义诉讼模式基本要求有：
首先要从和谐主义诉讼理念出发，构建诉讼的基本原则体系。确立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原则、处分原则、辩论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在诉讼中的基础性原则地位，并将其作为构建和谐主义诉讼模式基本原则。
其次是强化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形成科学合理的案件事实探明机制。充分肯定和保护当事人的自治性和主体性，在诉讼中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和选择，保障当事人在案件事实方面的最终决定权。严格法院职权调查证据制度，完善法院对案件事实的释明制度。
最后是法院在判决中要注重说理，法律观点要公开透明并告知当事人，在实行法官独立审慎办案的前提下，要保障当事人在法律适用领域中的程序参与权和知情权。
三、公平正义与司法和谐
（一）公平正义是构建司法和谐的灵魂和基石
公平正义的利益格局是构建社会主义司法和谐的基础，它需要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法律制度、司法体制、公共财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保障体系。并制定和建立与之相造应的法律制度。
罗尔斯在其著作《正义论》和《政治自由论》中,对公平与正义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他从公平出发论证了公平、正义的本质和二者的关系，认为公平正义是社会的基础,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公平正义既是社会理想的组成部分又是调节社会利益冲突的重要手段,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我国坚持以维护、实现、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宗旨的公平正义。法律职业人员必须秉公执法、维护公益、摒弃邪恶、弘扬正气、克服己欲、排除私利、坚持合理合法原则、平等对待原则、及时高效原则、程序公正原则。公平正义既是人类衡量美好社会的一个标准，也是人们评价社会政治文明的一杆标尺，更是共产党人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就当代中国而言，公平正义在构建社会主义司法和谐中处于非常关键的基础地位。没有它，社会的诚信友爱、安定有序、充满活力等都将无法实现。因此，构建司法和谐应紧紧抓住公平正义这个基石和灵魂。
搞改革求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共同富裕是公平正义的前提，公平正义是司法和谐的法律价值追求。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与司法和谐，是我们长期奋斗与追求的目标。坚定不移地把公平正义作为促进司法和谐的灵魂和基石，我们就能够解决好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我们就一定能够让社会更加和谐。
（二）司法和谐是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
在现代民主社会条件下,尤其是在现代文化多元化状况长期存在的情况下,道德伦理的规范已经无法到达真正普遍有效的制度约束目的,甚至连起码的人类公正都难以实现。改变这一状况的根本途径在于司法体制的全面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