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后过渡期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反思
王春晖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作出了许多承诺，但归结就就两句话，遵守规则、开放市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遵守规则问题。今年12月11日，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第四个年头。从2004年１２月１１日，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三周年的时候，就标志着我国市场开放进程中的一个新阶段——“后过渡期”即将开始。何谓后过渡期？一个最为简单的解释就是：经过三年适度保护的产业领域将陆续结束过渡期，开始到达“入世”承诺的终极目标。在我国加入WTO三周年之际，新华社报道：“三年来我国外贸增长年均３０％以上，2004年的贸易规模更首次突破万亿美元，上升为世界第三位；利用外资亦连年增长，去年高居世界第一，今年预计将突破６００亿美元大关。实践证明，加入ＷＴＯ是我国坚持对外开放、在更高层次上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正确选择。” 我认为这是盲目乐观，实际上，所谓的“上升为世界第三位”，仅只中国的货物贸易列世界第三，而服务贸易还有相当的差距；此外，中国货物贸易的出口主要以粗加工、低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为主，其中外商投资企业产品出口占相当大的比例。
今年的两会期间，“两税并轨”法案没有通过，最快也得2007年。目前，中资实际税负在20%-24%之间，外资企业实际税负10%-13%。这就是所谓的“超国民待遇”，实际上这种提法值得商榷，因为“国民待遇”是指一国在经济活动和民事权利方面给予其境内的外国国民不低于其给予本国国民享受的待遇。反对两税并轨的理由有两个：一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宽需要外资的拉动；二是外商投资可带来技术进步。但是我注意到《2005年跨国公司中国报告》披露一个事实，大量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结果是：核心技术缺乏症。跨国公司在投资时仅仅将商品产业链中最没有技术含量的组装放在了中国，他们看重的就是中国无限供应的廉价劳动力。当时国家的“市场换技术”的神话破灭了，我们让出了市场，却没有得到技术。
目前，中国在对外贸易管理上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我国领导人出国与外国领导人讲的最多的两句话，一是台湾问题；二是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
在过去的的10年里，我国不仅是遭受外国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而且是受到最终反倾销措施制裁最多的国家，已成为反倾销最大的受害国。自1979年8月欧共体对中国出口的糖精钠反倾销到2004年9月底，共有34个国家和地区发起了665起针对或涉及中国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特保措施调查案件。其中，反倾销案件594起，反补贴案件2起，保障措施案件58起，特保案件11起，涉及4000多种商品，影响了中国约191亿美元的出口贸易。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自该组织1995年成立以来至2004年6月底，成员方反倾销立案共2537起，其中涉及中国产品的调查共386起，占总数的15%。到2004年12月底，我国出口产品被其他世贸成员提起的反倾销调查达到412件，占世界总数的15.56%，居世界各国之首。同期，我国出口产品被采取反倾销措施298件，占总数的18.06%。事实上，非市场经济地位已经给中国带来了起码三个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导致“中国造”在反倾销应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成为中国企业败诉的主要原因；根据GATT 1994 第六条的规定:倾销是指一国的产品低于正常价值（normal price）的价格进入另一国市场的行为。这里的正常价值（normal price）是指，相同产品（like product）在出口国正常贸易中用于消费时的国内销售价格。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反倾销协议》，对于从非市场经济国家进口的产品实施反倾销调查时，用其国内价格进行比较可能是不适当的，而使用“替代国”类似产品国内价格来比较。由于我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外国在确定正常价值（Normal Price）时，大多使用了替代国（Substitute Country）的价格；二是中国企业难以胜诉，客观上又进一步刺激某些国家对中国的产品提起更多的反倾销之诉，形成恶性循环；三是严重影响了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的国际形象。对我国提起反倾销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出口市场单一，主要出口市场都集中在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等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结构单一，与一些国家部分产品可替代性较强，出口产品与国外产品的竞争不可避免。同时国内生产能力过剩，企业出口秩序混乱，低价竞争现象时有发生，容易引起反倾销诉讼。
除上述原因外，部分出口企业还存在诸如经营行为不规范、财务管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比如，会计账簿不全、财务状况不明，一旦被反倾销，单是“调查问卷”这一关就过不了，很多费用、账目“说不清楚”，而没有真实材料就等于没有证据。这些都是我国出口企业易引起反倾销诉讼的原因所在。
实际上，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是哪一个国家强加给我们的，而是我国在“入世议定书”中自己承诺的。 事情是这样的，2001年底，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最后阶段，美国提出了非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当时中国同意了其他成员国可以在中国加入WTO后15年内，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入世议定书中第15条就是关于“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条款”。这样，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15年内可能无法获得其它成员国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之承认。这实际上是一种歧视性待遇。这就使得在所有的世贸组织成员中，只有中国是这种歧视性待遇的适用对象。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是我国以得到某种特殊的权利交换来的，实在不值得，这是国家战略的失误。2004年6月3日美国商务部组织中国市场经济首轮“听证会”，21个企业和行业协会70多位代表一致反对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紧接着英国《金融时报》6月28日报道，欧盟也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根据美国《1930年关税法》的规定，市场经济与非市场经济界定如下：
1、 货币的可自由兑换程度
2、 劳资双方进行工资谈判的自由程度
3、 合资企业或外资企业设立的自由程度
4、 政府对生产的控制程度
5、 政府对资源的配置程度
6、 企业产出和价格决策的控制程度
以上六条中最重要的是前两条。在反倾销案件我国的败诉率达64.5%。在这些败诉案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守规则的问题。
2003年6月1日，中国商务部正式向欧盟提交关于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国家的要求。同年8月，中国将《2003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英文版递交欧盟，对中国市场经济状况进行了详尽说明。2004年2月，欧盟根据初步审议评估，又再次向中方提出了一长串问题清单，涉及31个具体问题。中国商务部立即对这31个具体问题进行了回答，并于2004年3月将长达数百页的《中国市场经济补充报告》英文版递交欧盟。据此，欧盟于2004年6月底出台了一个技术层面的对华市场经济状况的“初步评估报告”,该评估报告称：
首先，中国的会计法和破产法等市场经济法律体制还不够健全。其次，中国对资源的进出口采取了非市场化控制，比如焦炭出口。第三，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含知识产权产品的保护体系存在漏洞，保护力度不够。第四，中国金融和企业融资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国有企业的融资没有根据客观条件，导致了大量的呆账、坏账。 该报告指出的4个方面都涉及体系性、制度性问题，在短时间内，中方显然难以完全满足欧盟的要求。
2005年4月5日，美国商务部（下简称商务部）在《联邦公报》上发布公告，决定修改其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反倾销调查的两项政策：单独税率政策和混合税率政策。单独税率政策是指，在涉及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倾销调查中，商务部推定此类国家内所有企业都受政府控制，因而应当给予全国统一的税率。但是，如果该国内应诉企业能够从法律上和事实上证明其出口活动不受政府控制并得到商务部的认可，商务部可以对其确定不同于全国统一税率的单独税率。
实际上，我们确实应该反思一下自己，不要老指着人家讲，你应该怎样，你不该怎样；二是反过来指着自己反问，我应该怎样，我不应该怎样。
我们再分析一下中国的电信业的开放问题。根据中国加入WTO议定书有关中国电信市场开放的承诺，在固定电话领域，到2004年，外商可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拥有股权25％；在移动通信领域，加入WTO之际，外商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企业的股权可拥有25%；到2002年，外商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城市和14个城市的股权可增至35%；到2004年，外商可增加股权到49%，且没有地域限制。然而，截至２００４年底，共有１８家企业向我国通信主管部门提出设立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的申请。 但是这１８家企业竟然没有一家申请基础电信业务。其中，获得信息产业部颁发的《外商投资经营电信业务审定意见书》的申请仅有４份，获得信息产业部颁发的《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的申请只有２份。
笔者认为外资未如其它行业大举进入中国市场，其中有电信行业特点的问题，也与跨国投资者包括运营公司、风险投资者对中国电信业的态度有关，但是WTO成员更关注的是中国电信市场的竞争环境和政府监管政策。目前中国电信服务市场主要面临四大问题，即电信网间的互联互通、电信资费恶性竞争、电信普遍服务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我们仅就电信网间互联为例：
电信网间的互联互通，是指电信网间的物理连接，以使一个电信运营企业的用户能够与另一个电信运营企业的用户相互通信，或者能够享用另一个电信运营企业提供的各种电信业务。然而，由于主导的电信运营商占据了本地电话业务中的绝大部分市场的份额，而且它拥有本地电话中的重要基础电信设施，互联互通的主动权掌握在其手中，这样对非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进入电信业务市场及电信网间互联就构成了实质性的影响。主导的电信运营商在不同阶段采取，坚决不联，联而不同，通而不畅，畅而不久。
管理学中有个著名的“木桶原理”，即“一只木桶的盛水量，不取决于木桶最长的那块木板，而却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我认为，中国电信市场竞争领域这只木桶的短板子不止一块，互联互通是最短的一块。纵观近几年发生的互联互通中的恶性事件，有些事件已经不是行政法律或民事法律调整的范畴了，例如有些地区的电信业务经营者以拦截过网呼叫、擅自封闭局向等手段人为地中断电信网间通信，有些地区的电信经营者竟然用刀或锯，截断对方正在使用中的通信电（光）缆。这些无视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严重地扰乱了电信市场秩序，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侵犯了不特定多数人的权利。据统计，1998年至2004年，仅上报到信息产业部的互联互通恶性案件已达540多起，至少影响到了1亿人次的用户使用，造成10亿元的直接损失和20亿元的间接损失。 事实上，破坏电信网间互联互通的现象已经严重的影响了我国电信业的健康发展，不仅损害了其他电信经营者的利益，也损害了电信消费者的利益，更重要的是破坏了良性发展的电信市场竞争秩序，已经危及到了社会公共的安全。笔者在2003年3月就建议在《电信法》立法中应增加对违反网间互联的当事方财产罚的数额；在行为罚方面应以限制违反网间互联的当事方的业务或停止其新业务经营的处罚为主；特别提出了法律在人身罚方面必须有所作为。 只有设立对破坏网间互联行为人的人身罚，特别是设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才能起到真正的震慑作用。2004年8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22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审理破坏公用电信设施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5年1月11日起实施124条）。笔者认为，《解释》是真正的高压电，对打击破坏网间互联的犯罪行为将起到巨大的震慑作用。
应该指出，中国在后过渡期重要的是遵守规则问题，如何解决规则意识，我认为三句话：产权为基础、信用为支撑、法律为保障。
1、 产权为基础。解决产权的两大清晰，法律上的和经济上的清晰。法律上的清晰主要解决：法律地位和法律保护的问题。（宪法12条和刑法382条）没有完善产权的经济是一个不讲信用的经济。
2、 信用为支撑。WTO前任总干事穆尔讲：中国加入WTO，从长远看最缺乏的不是资金、技术和人才，而是信用，以及建立和完善信用体系的机制。引进跨国公司主要是引进跨国公司所具有的维持市场运转的信誉。信誉是最重要的资本。Honest and credit is the best method for competition. 美国学者福山认为：当代社会分为高信用社会和低信用社会。高信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相互信任，有强列的社会合作意识和公益精神，信用度高，交易成本低；而低信用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相互提防、相互之间在培养信任关系方面有较大的难度和风险，交易成本很高。美国人讲TEAM；中国人将圈子。
中国很早以前就开始流行＂圈文化＂，汉语中有多个带有＂圈＂字的词汇，例如演艺圈＼文化圈＼等．圈子外边的人都是外人，只有进了圈子才能分享信息，圈文化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部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带有浓厚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特点，不愿替别人着想．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在行动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不管自己周围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总会稳坐泰山．碰到素不相识的人遇到了困难，他们都会下意识第地远离，他们中间没有人不会先想到自己．在中国企业对社会的捐助难以让人满意，发改委下属的经济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显示：曾为社会公益事业捐过款的中国企业比例不过１％．尤为令人吃惊的是，中国社会的慈善事业捐款总额仅为GDP的１％，与美国的９％相比有着天壤之别．中国要成为强国，企业要成为大企业一定要注重社会公益事业和社会责任．
3、 法律为保障。立法者对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以及社会道德状况下的社会信用问题，应该有一个完整的了解和评估，要以绝大多数人的道德水平和道德追求作为立法的依据。过高和过低估计社会道德水平的法律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我们研究一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该条将企业欺诈的风险降到了最低点。欺诈行为在低于道德标准的法律下任其横行。 实际上，道德和诚信本身是空洞的信仰，只有通过鞭子和现实的报应才能强加到人们的头上。这个鞭子就是——法律；报应就是——付出成本。根据帕累托的2/8原理，对失信者诚信教育的功能——20%；对失信者经济惩罚的功能——80%。
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西双版纳州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的通知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西政发〔2005〕45号
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西双版纳州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人民政府，州直各委、办、局，中央、省属驻州各单位：
《西双版纳州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已经十届州人民政府第六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OO五年八月十九日
西双版纳州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防止和减少行政过错，提高行政效能和工作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务员法》和《西双版纳州机关工作人员效能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结合本州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是指州人民政府对所属各部门行政首长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致使其领导的机关（系统）政令不畅、秩序混乱、效能低下，损害公共利益或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或行政首长举止不端，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依照本办法予以过问并追究责任的制度。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州人民政府对州政府部门行政首长（含主持工作的副职，下同）的问责。
本办法所指州政府部门包括州政府办公室，州政府组成部门，直属机构，特设机构，州政府部门管理的机构，议事协调机构的办事机构，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州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州政府派出机构。
第四条 州政府各部门行政首长应当严格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和州人民政府依法赋予的各项职责，认真完成州人民政府交办的各项工作，严格依法行政，自觉接受监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五条 州政府部门行政首长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本办法问责：
（一）效能低下，执行不力，致使政令不畅或影响州人民政府整体工作部署的：
1．无正当理由，未完成《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规定应由其承担的工作任务或未认真执行州人民政府的指示、决策和交办事项的；
2．不履行或未认真履行职责，致使州人民政府一个时期的某项重要工作未能按时完成，影响全局工作安排的。
（二）责任意识淡薄，致使公共利益或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遭受损失或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1．在重大自然灾害、重特大事故和重大突发事件等事关国家利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危的紧急时刻，拖延懈怠、推诿塞责，未及时采取必要和可能的措施进行有效处理的；
2．组织大型群众性活动，未采取有效防范措施而发生重大责任事故的；
3．瞒报、虚报、迟报重大突发事件或重要情况、重要数据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盲目决策，造成严重不良政治影响或重大经济损失的：
1．重大建设项目发生重大失误或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
2．随意安排使用财政资金、国有资产，造成资金浪费或国有资产流失的；
3．违法决定采取重大行政措施，导致群众大规模集访或重复上访，或引发其他社会不稳定情况的。
（四）不严格依法行政或治政不严、监督不力，造成严重不良政治影响或其他严重后果的：
1．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或政策性文件与上位法或上级政策相抵触，严重损害公共利益或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
2．机关行政效率低下，工作态度生硬，服务质量差，群众反映强烈的；
3．监督管理不力，致使机关工作人员多次发生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和失职、渎职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的；
4．指使、授意机关工作人员弄虚作假，骗取荣誉或进行违法、违纪活动的；
5．对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违纪行为进行包庇、袒护或纵容的。
（五）在商务活动中损害政府形象或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
1．在招商引资活动中，违反法律、法规或国家政策规定承诺优惠政策或给予信用、经济担保的，或不守诚信，致使合同不能履行，或严重损害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
2．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进行招标投标或违反州人民政府有关规定的；
3．在资金融通活动中违反国家金融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的。
（六）州政府部门行政首长本人在公开场合发表有损政府形象的言论，或行为失于检点，举止不端，有损公务员形象，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
（七）州人民政府认为应当问责的其他情形。
第六条 州长发现州政府部门行政首长有本办法第五条规定情形之一，或根据下列情况，可以决定启动问责程序：
（一）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向州人民政府提出的附有相关证据材料的举报、控告；
（二）新闻媒体曝光的材料；
（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的问责建议；
（四）司法机关或仲裁机构提出的问责建议；
（五）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政府政务督查机构、行政监察机关、审计机关提出的问责建议;
（六）工作考核结果；
（七）副州长、秘书长向州长提出的问责建议。
第七条 问责程序启动后，州长或州长委托的副州长可以责成州政府有关部门的行政首长当面汇报情况。
州长或州长委托的副州长听取情况汇报后，认为州政府部门行政首长有本办法第五条规定情形之一且事实清楚的，州长可以直接决定提交州政府常务会议讨论，研究追究责任的方式；认为需要进一步调查核实的，可责成州监察局调查核实。
第八条 州监察局根据州长的指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开展调查工作。
被调查的州政府部门行政首长在接受调查的同时，应当采取积极措施，纠正错误或者改变工作不力的局面，尽量挽回损失，减少不良影响。
第九条 州监察局调查结束，应将调查结果书面告知被调查的州政府部门行政首长，并询问其对调查事实有无异议。
第十条 州监察局应在州长规定期限内完成调查工作，报告调查结果，并按下列规定提出处理建议：
（一）州政府部门行政首长不存在本办法第五条规定情形或情节轻微的，应向州长提出终止问责的建议；
（二）州政府部门行政首长有本办法第五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提请州长对该部门行政首长追究责任，并提出追究责任方式的建议。
第十一条 州长根据调查报告决定不予追究责任的，州监察局应将调查结论和州长决定书面告知被调查的州政府部门行政首长。
第十二条 州长根据调查报告决定按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方式追究责任的，应责成州监察局将调查结果和处理建议提交州政府常务会议讨论。
被调查的州政府部门行政首长可在常务会议上进行陈述和申辩。
第十三条 州长根据州政府常务会议讨论的情况决定追究责任的方式，由州政府办公室书面通知被追究责任的州政府部门行政首长，并告知复核、复查申请权。
第十四条 追究责任的方式为：
（一）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
（二）诫勉；
（三）通报批评；
（四）责令在州政府常务会议上作出书面检查；
（五）通过州级主要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道歉；
（六）停职反省；
（七）劝其引咎辞职。
前款规定的方式，可以单处或者并处。其中，作出停职反省或劝其引咎辞职决定的，应当根据干部管理权限和任免程序将决定书面报州人大常委会或有关机关备案。
第十五条 被问责的州政府部门行政首长对问责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州人民政府申请复核。特殊情况，可申请延长5个工作日。
第十六条 州长决定复核的，可根据复核申请的内容责成州监察局在7个工作日提交复核报告，也可另行组成调查组进行复查，并在20个工作日内提交复查报告。
复核、复查期间，原追究责任的决定可以中止执行。
第十七条 州长根据复核或复查报告，分别作出以下决定：
（一）原调查报告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原问责决定继续执行；
（二）原调查报告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但情节轻重有偏差的，改变追究责任的方式；
（三）原调查报告有重大错误的，终止原追究责任的决定。
第十八条 调查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导致调查报告出现重大错误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和干部管理权限的规定给以行政处分。
第十九条 州政府部门行政首长有本办法第五条规定情形之一且该行为涉嫌违纪的，由州监察局依法处理；如该行为涉嫌犯罪的，州监察局应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二十条 州政府部门行政首长有本办法第五条规定情形之一且该行为达不到违纪、违法的，由州监察局按照《西双版纳州机关工作人员效能责任追究办法》的规定进行处理。
前款的调查情况和案件处理情况，均应向州长提出书面报告。
第二十一条 受到纪检机关警告、严重警告或监察机关警告、严重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处分的州政府部门行政首长，州长仍可决定按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方式追究其责任。
第二十二条 依照本办法对州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后，如问责情形是由分管副职的行为或是由科（室）负责人或工作人员的行为所导致的，州政府部门行政首长可参照本办法对其问责；应对其进行批评并提请州监察局按照《西双版纳州机关工作人员效能责任追究办法》对其问责。
分管副职、科（室）负责人或工作人员的行为涉嫌违纪的，按干部管理权限依法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二十三条 州人民政府对县（市）人民政府行政首长的问责，参照本办法执行。
各县（市）人民政府可以参照本办法，对本级政府部门的行政首长和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的乡长、镇长或主任进行问责。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所称诫勉，指州长或受州长委托的副州长根据州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对被问责的州政府部门行政首长进行批评、教育，提出限期整改要求。
第二十五条 对州政府部门副职和其他工作人员的问责，按照《西双版纳州机关工作人员效能责任追究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