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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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
第83 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办法》已经2012 年12月21日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政府第11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13年3月1日起施行。


自治区主席 马飚
2013年1月10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办法



第一条 为了保障预防接种受种者的权益，规范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工作，根据国务院《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结合本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由人民政府免费向公民提供疫苗、公民依照人民政府的规定受种疫苗后发生的异常反应，经调查诊断或者鉴定后确认为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所涉及的补偿。
第三条 自治区卫生行政部门负责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的监督和管理工作。
设区的市、县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的具体实施。
第四条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实行一次性补偿。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费纳入自治区财政预算安排，由自治区卫生行政部门负责专项管理。
第五条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由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设立的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专家组进行调查诊断，并出具调查诊断结论证明。
医疗卫生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对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作出调查诊断结论证明。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由设区的市或者自治区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专家组进行调查诊断：
（一）受种者死亡、严重残疾；
（二）群体性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三）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四）脊髓灰质炎疫苗预防接种后的相关病例。
第七条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专家组在作出调查诊断后10 日内应当将调查诊断结论书面报告同级卫生行政部门；涉及疫苗质量问题的，还应当报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在收到调查诊断结论报告后5 个工作日内将调查诊断结论书面告知受种者或者受种者法定监护人、受种者法定继承人（以下统称受种方）以及接种单位，涉及疫苗质量的还应当告知疫苗生产企业。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专家组及其成员未经卫生行政部门的同意，不得擅自将调查诊断结论告知受种方。
第八条 受种方、接种单位、疫苗生产企业对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结论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调查诊断结论之日起60日内，向接种单位所在地设区的市医学会申请鉴定；对设区的市级医学会鉴定结论不服的，可以在收到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书之日起15 日内向自治区医学会申请再次鉴定。
第九条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结论或者鉴定结论认定为伤残，认为需要进行伤残等级评定的，应当在调查诊断报告或者鉴定结论报告中说明，由卫生行政部门告知受种者向自治区医学会申请伤残等级评定。
第十条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伤残等级评定，执行国家规定的
标准：
（一）一级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损害是指造成受种者死亡或者重度残疾。
1．一级甲等：死亡。
2.一级乙等：重要器官缺失或者功能完全丧失，其他器官不能代偿，受种者存在特殊医疗依赖，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二）二级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损害是指造成受种者中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
1．二级甲等：器官缺失或者功能完全丧失，其他器官不能代偿，受种者可能存在特殊医疗依赖，或者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
2．二级乙等：存在器官缺失、严重缺损、严重畸形情形之一，有严重功能障碍，受种者可能存在特殊医疗依赖，或者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
3．二级丙等：存在器官缺失、严重缺损、明显畸形情形之一，有严重功能障碍，受种者可能存在特殊医疗依赖，或者生活部分不能自理。
4．二级丁等：存在器官缺失、大部分缺损、畸形情形之一，有严重功能障碍，受种者可能存在一般医疗依赖，生活能自理。
（三）三级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损害是指造成受种者轻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
1．三级甲等：存在器官缺失、大部分缺损、畸形情形之一，有较重功能障碍，受种者可能存在一般医疗依赖，生活能自理。
2．三级乙等：器官大部分缺损或者畸形，有中度功能障碍，受种者可能存在一般医疗依赖，生活能自理。
3．三级丙等：器官大部分缺损或者畸形，有轻度功能障碍，受种者可能存在一般医疗依赖，生活能自理。
4．三级丁等：器官部分缺损或者畸形，有轻度功能障碍，受种者无医疗依赖，生活能自理。
5．三级戊等：器官部分缺损或者畸形，有轻微功能障碍，受种者无医疗依赖，生活能自理。
（四）四级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损害是指造成受种者明显人身损害的其他后果的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第十一条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专家组对受种者死亡认为需要尸检的，受种者的法定监护人或者法定继承人应当配合，不得拒绝。
第十二条 各级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专家组开展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尸检等相关工作所需经费由同级财政部门在预算中安排，受种方不承担相关费用。
第十三条 受种方申请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或者申请伤残等级评定，由受种方预缴鉴定费或者评定费。经鉴定属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或者经评定为伤残等级的，鉴定费或者评定费从同级财政预算中安排，由同级卫生行政部门一次性给付。不属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鉴定费或者评定费由提出异常反应鉴定的受种方承担。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或者评定收费标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专家组的诊断结论是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的依据；诊断结论经过鉴定的，以鉴定结论为补偿的依据。
第十五条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结论或者鉴定结论确认为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受种方在收到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结论书或者鉴定结论书之日起90 日内，可以向接种单位所在地县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预防接种预防异常反应补偿。
第十六条 受种方申请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申请书；
（二）受种方的身份证或者户口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三）受种者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就诊病例复印件或者就诊经过，以及受种者就诊相关费用原始票据；
（四）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结论或者鉴定结论及鉴定费用票据；
（五）残疾病例伤残等级划分结论及评定费用票据。
委托其他人代为申请的还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
第十七条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按照下列项目和标准合并计算：
（一）医疗费：受种者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疗机构因诊治、康复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相关疾病实际支出的基本医疗费用，按照医疗保障制度报销后的个人自付部分（自费药品除外），凭提供的原始收费单据支付。
（二）陪护误工费：受种者在治疗期间其陪护家属（限1 人）和有固定收入的受种者的误工费，按照接种年份的上一年度自治区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误工费计算期限从申请调查诊断之日起至确认补偿之日止。
（三）交通费：受种者和1 名陪护人员实际必需使用的交通费（包括因病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交通费用），原则上按照乘坐的汽车或者火车票据（软卧除外）凭据支付。
（四）残疾生活补助费：根据确认的伤残等级和按照接种年份的上一年度自治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最长补偿20年；残疾生活补助费=接种年份的上一年度自治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 年×伤残等级系数，一级乙等至三级戊等的伤残等级系数为100%递减至10%，每等级相差10%。
（五）残疾用具费：受种者残疾需要配置功能辅助器具的，按照接种年份的上一年度单个国产普通型功能辅助器具的价格作为补偿费用标准，每5 年更换一次，补偿按照20 年计算。
（六）死亡补偿费：按照接种年份的上一年度自治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 年计算。
第十八条 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在收到补偿申请20 日内应当进行补偿核算并出具意见书，报设区的市卫生行政部门审核；设区的市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在收到意见书之日起15 日内审核完毕，报自治区卫生行政部门复核。自治区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在20 日内完成复核，并将复核意见送达设区的市、县级卫生行政部门，由所在地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在7 日内通知申请人。
复核意见确认给予补偿的，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出具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通知书；复核意见确认不予补偿的，应当出具书面意见并说明理由。
第十九条 申请人自接到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通知书之日起60 日内，应当与县级卫生行政部门签订预防接种异常补偿协议。
县级卫生行政部门与申请人签订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协议后，应当在7 日内将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协议报自治区卫生行政部门，自治区卫生行政部门在收到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协议之日起20 日内一次性将补偿费支付给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在收到补偿费用之日起7 日内将补偿费一次性支付给申请人。
第二十条 公民自愿自费受种的疫苗发生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需要对受种者予以补偿的，补偿费用由相关的疫苗生产企业承担，补偿标准参照本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2013 年3 月1 日起施行。


论清末司法制度的半殖民地化

作者：北安市人民法院刘成江


[摘要]本文对造成清末司法制度半殖民地化的领事裁判权、观审、会审制进行了详细论述，并简单介绍了列强在华设立的领事法庭。还以天津教案为例，以从中折射出的清末司法制度问题，着重补充论证了这一问题
[关键词]领事裁判权 观审制 会审制 教案
[目录]
一、领事裁判权的确立是清末司法制度半殖民地化的开始
二、观审制和会审制是对领事裁判权的扩充
三、资本主义列强对清朝司法主权的武力干涉

狭义的司法制度指法院制度即审判制度,[1]清末司法制度的半殖民地化，是指鸦片战争后，以列强在华领事裁判权的确立为标志，清朝的司法主权受到严重侵害，不但对在华洋人失去司法管辖权，而且其正常的司法审判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帝国主义列强操纵，逐渐失去自主权的现象。
一、领事裁判权的确立是清末司法制度半殖民地化的开始
(一) 领事裁判权概述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由一个完整的封建社会逐渐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指形式上独立、实际上为帝国主义国家所控制的国家。[2]西方列强借口中国的司法制度过于野蛮残酷，不能适用于西方人，因此强迫清朝政府承认外国的领事裁判权。从此，清朝的司法主权开始遭到破坏，对在中国领土上发生的案件的审判管辖权受到分割。
领事裁判权指外国侨民不受居留国法律管辖的特权，外国侨民在居留国犯罪或成为民事被告时，只受本国领事或其在居留国所设立的法庭依照本国法律审判，是帝国主义国家强加于半殖民地国家的特权之一。[3] 它是清朝司法制度半殖民地化的突出表现，也是清朝司法制度半殖民地化的开始。
（二）领事裁判权对清朝司法主权的危害
列强在中国取得领事裁判权，始于1843年在香港签定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该条约第十三条规定：英人在中国犯了罪，不受中国法律制裁，中国政府也不得过问，“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这就大大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同年签定的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其中第五、六款对领事裁判权又作了补充规定,不仅英国人在中国领土上犯罪，中国政府不得过问，即使英、华人之间的债务纠纷，亦得“由华、英该管官一体从公处结”。英国人违反禁令“擅到内地运游者，不论系何品级，即听地方民人捉拿，交英国管事官依情处罪”。中国司法机关无权过问，并不许中国人民对这种目无中国法律、心怀叵测的人“擅自殴打伤害”。这不是只让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横行无忌而不许中国人起而自卫，给予应有的处罚吗？
1844年中美签定《望厦条约》，其中不但规定美国人在华涉讼由本国领事处理，而且规定“若合众国人民在中国与别国贸易之人因事争论者，应听两造查照各国所立条约办理，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据此，清政府也无权管辖美国人与其他各国人之间的在华案件。领事裁判权实际上扩大了，清朝的审判主权进一步受到了侵犯。
根据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当时领事裁判权的主要内容为：
一、原、被告均系有约国人（依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国家的人），由其驻华领事审判，中国官员无须过问也不得过问。
二、原、被告，一方为有约国人，另一方为第三国人，由有约国领事按照其与第三国订立的条约办理，中国无须过问。
三、原告为中国人，被告为有约国人，由该有约国领事衙门审判。
四、原告为有约国人，被告为中国人，案件由中国地方官员审判，但得通知该国领事派员“莅审”。
五、原、被告一方为无约国人，另一方为中国人，或均系无约国人，其案件虽由中国官府受理，但须邀一有约国领事会同裁判。
六、为外国人船上服务的中国人犯案，中国地方政府也无权单独审断，须通过就近税务司转告该船领事官派员前往观审。[4]
以上六点，表明清王朝的司法主权已大为旁落。至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签定新约，领事裁判权被延伸，所有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国家都享有这种特权。
领事裁判权在华确认之后，作为战败国的清政府，对于洋人在中国犯罪或洋人之间的诉讼，已经完全失去了司法管辖权。在国际交往中，各国不论大小强弱，都必须遵循民族自决和维护主权完整的原则。在中国历史上，“浦天之下，莫非王土”，封建中央王朝大多拥有完整的领土主权和司法审判的主权。直到清朝中叶，凡在中国领土上发生的涉外案件，仍然由清政府审理。清朝对外国侨民犯罪，规定只适用属地主义原则，防止其逃避罪责，并针对犯罪行为科以重刑。“凡化外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5]而领事裁判权在中国的确立，使这一制度开始发生根本改变。外国侵略者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任意横行，清朝的法律对其没有了约束力。可以说，领事裁判权在华的确立是清末司法制度半殖民地化开始的重要标志。
（三）领事裁判权的行使机构---领事法庭
为行使领事裁判权，帝国主义列强还依不平等条约先后在中国设立了各自的司法机构。以英国为例，它在华设有审理其侨民案件的领事法院、英国驻华高等法院和上诉法院。
领事法院设于每一领事区，由领事兼任审判官。它审理领事管辖区内的民事案件和刑罚在徒刑一年以下、罚金在一百英镑以下的刑事案件。英国驻华高等法院常设在上海，它除了作为第二审法院外还有权审理在华侨民的一切民刑案件，并是各地海事、破产、离婚与谋杀等重大案件的第一审法院。上诉法院受理不服高等法院刑事判决和民事判决（诉讼标的在二十五英镑以上）的上诉案件。诉讼标的在五百英镑以上或有重大影响的民事案件，还可向伦敦枢密院上诉，但刑事案件的判决，不经枢密院允许，不得上诉。[6]
以上可知，列强不仅在中国设立了行使领事裁判权的司法机关，并且公然确认为其本国法院的下级司法机关。明目张胆地破坏了清朝司法组织的完整和统一。可以说，列强在华设立的领事法庭，是对清政府司法管辖权和司法组织的双重侵犯，使之更加半殖民地化。
二、观审制和会审制是对领事裁判权的扩充
（一）观审制
为了扩张领事裁判权，资本主义列强还蓄意谋取观审权。1876年。，中英签定《烟台条约》时，英国侵略者强行规定了“观审”制度：“凡迂内地各省地方或通商口岸，有关系英人命盗案件，议由英国大臣派员前往该处观审。”这是清政府第一次在条约中承认观审制。
观审制是西方列强取得在华领事裁判权以后强行干预中国司法审判的制度。即在原告是外国人、被告是中国人的案件中，原告所属领事官员也有权前往“观审”，中国承审官应以观审之礼相待。如果观审官员认为审判、判决有不妥之处，有权提出新证据、再传原证，甚至参与辩论。[7]观审双方似乎是平等的，其实大不相同。外国领事以战胜者自居，其观审名之曰“莅审”，中国官员应以“礼相待”。而中国观审的官员处于半殖民地之地位，更不懂外国法律，其观审只是一种形式，甚至有少数人因漠视或不屑卑躬屈膝而不前去领事衙门观审。所以，这种“观审”，实际上是享有此特权的外国领事发号施令，操纵审判，为所欲为。
虽然这项特权起初只有英、美两国，但因清政府对各国列强均有最惠国待遇，故各列强纷纷借口利益均沾而取得了观审特权，清朝司法主权遭到更严重践踏。列强在华观审制的取得表明，其不但利用领事裁判权使本国侨民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并开始利用这一制度插手清朝的审判制度，甚至对中国人民定罪，这就将领事裁判权又向前迈了一步，是对原有领事裁判权的扩充。
(二)会审制
所谓“会审”制度，指在列强霸占的中国领土“租界”内，由中国政府所委派的官员与驻该地的领事馆派遣的官员组成会审衙门，审理“租界”内案件的制度。是列强在租界中强行实行的殖民主义制度之一。
1853年刘丽川小刀会起义时，英、美、法驻上海领事乘机攫取“租界”内两起均为中国人的诉讼案件的审判权。因当时时局未定，清政府也无人过问。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明文规定：“两国交涉案件，彼此均须会同公平审断，以昭允当”。1864年，清政府命上海道与英、美、法驻上海租界领事达成协议，设“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作为中国派驻租界的常设司法审判专门机构。在上述三国领事参加下，专门负责审理“租界”内的英美人为原告、中国人及无约国人为被告的民刑案件。会审制度于此开始。
“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由上海道委任理事，英美副领事等任陪审官，其刑事审判权限为监禁一百天以下，枷锁三十天以下，笞杖三百以下；民事方面，以诉讼总额不超过一百元的案件为限。这是旧中国第一个实行中外会审的混合法庭。表面上，上海道委任的官员任主审，英美两国理事为陪审，实际上，审判地点在英国领事馆内，审判依据是租界当局制定的《巡捕房章程》，审判程序是西方的，中国理事不过是个摆设，完全由洋人说了算。[8]
（三）会审公廨
为了把中外会审的组织和方式确定下来，1868年，英美领事又与上海道订立《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改“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为会审公廨，进一步确立了会审制度。
根据会审公廨章程的规定，原被告均为外国人的案件，只能由外国领事审理，中国政府无权干涉；原告为中国人、被告为外国人的案件，由外国领事“主审”，中国只能派会审官员前往“观审”。虽然观审官员如果认为审理不当，可以逐细辩论，实际上意见往往不被采纳。至于被告为中国人的案件，只有钱债、斗殴、盗窃等在枷杖以下的罪，才允许中国官员判决，其余较大的案件，均由外国领事与中国官员“会审”，实权却由外国领事掌握。其所适用的法律，由外国领事从西方国家的法律中选择。会审权的范围，最初只限于一般民事案件，随着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深入，逐渐扩展到涉外纠纷和海关争议案件。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帝国主义乘机占领会审公廨，将其改由各国驻上海领事团全权控制。通告确认租界内纯数中国人的民刑案件，外国领事亦可直接派员参加审判，刑事可判十年、二十年的重刑，民事案件只以一审为终审；不承认上海道为上诉机关；凡与外国人有关的案件，即使发生在租界外，或被告居住在租界外，只要洋人告发，会审公廨也可越界捉拿审讯犯人。[9]
中外官员会审制度，是外国侵略者侵犯中国司法主权、迫害中国人民更为狡猾和隐蔽的手段。如果观审制尚不能满足侵略者，那么，会审制则让侵略者堂而皇之的在中国做起了法官，各国领事已由陪审、会审，发展到主审。进一步践踏了清朝的司法审判主权。总之，这种所谓会审是：对外国人犯罪是否科刑，中国官员“例不过问”；而对中国人，不仅钱债、斗殴、盗窃等在枷杖以下的罪可以判处，而且外国领事可以超越权限，“径定监禁数年者”。在中国领土上出现了“外人不受中国之刑章，而华人反就外国之裁判”。[10]的现象。更进一步加深了清末司法制度的半殖民地化程度。使得中国人民在涉外纠纷的审理中处于受侮辱和被歧视的地位，露骨地践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
（三）资本主义列强对清朝司法主权的武力干涉
在清朝末年发生的一系列“教案”中，资本主义侵略者通过外交和军事手段对清朝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清政府按照列强的意愿对中国人民定罪，干涉清朝的司法主权，笔者认为，这类事件也可视为清末司法制度半殖民地化的表现。本文以此作为对这个论题的补充。
教案是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引起中国人民反抗而酿成的案件。鸦片战争后，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派遣天主教和基督教新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进行非法活动。因传教士经常强占土地，包揽诉讼，欺压人民，挑起教徒和非教徒纠纷，因而激起公愤，各地先后发生捣毁教堂或殴杀有民愤的传教士事件，于是列强向清政府施加军事或政治压力，提出种种无理要求。[11]